在重庆近来掀起的“打黑风暴”中，一大批横行江湖的涉黑涉恶团伙被摧毁。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民众都一片叫好。

　　仔细考量目前所披露的案情，“打黑”也许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目前被揪出的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人员中，不少人都是曾有过违法犯罪前科的“老江湖”，所犯案件中不乏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但大多数人入狱后都获得了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并在恢复自由后继续作恶。

　　一些黑恶团伙成员在服刑时，还受到团伙的接济和照顾，不但自己定期有“生活费”，家属还能领“安抚费”，出狱后立刻“重回组织的怀抱”，日子过得可谓“潇洒”。人们不禁要问：“黑老大”何以服刑像度假？他们是如何重返江湖、继续作恶的？在“打黑”的同时，是否也应继续深挖司法部门的“灰色地带”？

　　“黑老大”坐牢如度假

　　用以陈明亮为首的涉黑团伙为例，据检察机关披露，多名骨干成员都曾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罪行入狱，但他们在服刑长则十几年，短则八九年之后，便纷纷获得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而出狱，再次重操旧业，危害社会。

　　该团伙骨干成员之一的雷德明，1988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2年，减刑后于1996年释放，实际只服刑8年；此后他又于1998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刑4年，后被保外就医释放。另一名骨干成员李家斌，1990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于2001年11月假释出狱，实际只服刑11年。犯罪嫌疑人陈斌，1988年5月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2004年11月释放，实际只服刑16年。犯罪嫌疑人王勇，于1993年因犯盗窃、抢夺、抢劫罪被判刑20年，2005年4月释放，实际只服刑12年……

　　事实表明，这些“黑老大”在琅铛入狱之后，至多十几年，就又出狱为祸一方。检方披露的情况证实，上述这些人员出狱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继续疯狂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黑恶势力的组织领导者，涉嫌从事色情行业、洗码赌博、放高利贷、敲诈勒索；有的则充当打手、杀手角色，持刀枪横行街市、杀人越货。例如上述犯罪嫌疑人李家斌、王勇等人，多次手持猎枪、手枪、砍刀等当街行凶，造成多人重伤，给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民愤极大。

　　即便是在服刑期间，一些黑恶团伙成员似乎也过得很滋润，不但能领“生活费”，家属还有“安抚费”，既无缺钱之虞，又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坐牢。例如陈明亮团伙就将非法聚敛的不义之财，部分用于接济获刑的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当两名团伙成员因故意杀人获刑后，团伙首脑便定期为其发“生活费”，每月还向其父母发“安抚费”5000元，并派专人负责接送其父母到监狱探监。

　　坐牢时“潇洒”，出狱后也不愁。例如该团伙中著名的“打手”王勇出狱后，在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间，“组织”向他提供生活费5万～6万元，并吸纳他重新回归“组织”，继续干违法犯罪的勾当。

　　减刑、假释暗藏权钱交易

　　减刑、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环节，必须由监狱考察呈报，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最终由法院审查裁定，此外还有诸多公示程序。能够获得减刑、假释的人员必须“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人们不禁要问：陈明亮团伙中那些身背命案却纷纷获得减刑、假释的“黑老大”，出狱后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们是根据什么标准获得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是否都在狱中表现极好？他们又接受了什么教育改造，有什么悔改行为？

　　法律专家表示，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减刑、假释需要由法院裁定，但法院最终驳回减刑、假释的情况较少，检察机关的监督也很难介入。一名囚犯是否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几乎是由监管执行机关包办。人们难免疑虑，曾犯下重罪的“黑老大”纷纷获得减刑、假释，其中是否存在不规范的操作行为，甚至是权钱交易?

　　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少数监所执法人员利用规章制度上的漏洞，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提供特殊照顾等作为“商品”，大搞权钱交易，让服刑人员得以“花钱赎身”或是享受特权，成为一些服刑人员“坐牢像度假”的直接原因。

　　例如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因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刑入狱后，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并享有回家过夜、外出会友、使用手机和外界联络等诸多特权，甚至去酒楼赴宴时还要警车接送，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据调查，他为了获得违反监规的“照顾”，先后向监狱长、刑罚执行科科长、一分监区长和教导员等人行贿人民币298058元、价值8000元的乌木观音两尊、价值9500元的香烟25条，成为监狱中的“贵宾”。

　　前不久，广东茂名监狱的丑闻将“减刑潜规则”暴露无遗。据媒体报道，在茂名监狱，有服刑人员称“减一年，花1万；如果再多减3个月，3000元一个月”。连反映劳动成绩好坏的“表格”也被监管人员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出售，甚至连狱中服刑岗位也可以买卖。

　　如何防止“黑老大”重返江湖？

　　“黑老大”倘若坐牢如度假，危害性不言而喻。一方面，服刑不但没能给他们有效惩处，反而成为他们丰富犯罪“履历”、向组织效忠的一种方式，使其不惧法律、不怕坐牢，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另一方面，受害群众担心“黑老大”卷土重来，畏惧打击报复，对犯罪分子不敢报案、指认，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胡红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黑老大”关的时间太短，外面盘根错节的‘黑网’还在，可能短时间内又会纠集一帮人，继续犯罪。从预防犯罪来看，若很快就看到“黑老大”出狱，受害人心里也不能接受。

　　近年来，重庆曾展开多次大规模的减刑假释清查活动。前不久，重庆司法部门为从严惩处及震慑涉黑犯罪人员，提出了“三个一律”的要求，即从2009年7月14日起，重庆市各级法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一律不予假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律不予减刑；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他罪犯的减刑，在裁定前也要一律公开听证。

　　这些措施表明，司法部门已认识到减刑、假释不当的危害性，显示了彻底打击黑恶势力的决心。然而只靠运动式的清查，不能从根本上堵塞漏洞。专家认为，减刑、假释有时之所以沦为权钱交易，一是由于缺乏法定的判定条件和标准，记分考核在具体操作时有较大的变通余地，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空间。二是对减刑、假释的监督不够，缺乏开庭审判、公开听证。

　　要完善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必须强化检察院、法院的地位和作用，各监狱看守所作为监管执行机关，所采取的具体教育改造和考核管理措施，必须接受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审查；法院要通过裁决，不断引导减刑、假释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要求，同时推行开庭审判、公开听证，接受公众监督；对于已刑满释放的黑恶犯罪人员，加强排查摸底，有针对性地做好帮教工作，才能最大限度消除“金钱案”、“关系案”，堵塞“黑老大”重返江湖作恶的通道。（黄豁 王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