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下暗藏隐忧 社会组织管理寻求突围路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依法登记的数量已超出40万个，服务范围渗透到科教文卫体、劳动、民政、环境保护、社会中介服务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一座重要桥梁，有助于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如用欺诈性手段争夺社会资源、内部交易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原有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的滞后。对于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各地各部门纷纷走上了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变革的探索之路。

　　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贸繁华地段的一间略显拥挤的咖啡屋里，记者见到了一家民间艾滋病防护组织的创立人王为(化名)。

　　正是秋意渐浓的时节，窗外射进的阳光让人感觉似有若无，柔和地披洒在享受咖啡醇香的人们的身上。

　　王为语气平和地向记者介绍着艾滋病防治组织的现状，声音并不算大，但屡屡提及的“艾滋病”、“同性恋”等字眼，却让周围的人不时投来异样的眼光。

　　在王为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记者却解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尽管艾滋病防治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却和其他正在繁荣发展的社会组织一样存在着共同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服务社会群体的意识欠缺，争夺社会资源的意图强烈”。

　　溯根寻源，“社会管理手段的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记者了解，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长期以来都不尽如人意。正由于此，各地各部门一直都在诸多方面积极寻求管理手段的突破。

　　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各同性恋防治组织之间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争夺相关资源的斗争中；而这正是诸多社会组织的“通病”———为了获取资源，可以相互指责、报复乃至造假，却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服务社会群体”的意识

　　王为的讲述把话题拉回到17年前。那是1992年，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悄然出现。随后，中国同性恋志愿者网络开始形成。而这也是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出现的前奏。

　　王为说，在同性恋社群组织发展史上，有两件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艾滋病和互联网。最终形成的结果是，很多同性恋社群组织都以艾滋病防治的名义做事。

　　据王为介绍，由于男同性恋一直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有关部门为了详细掌控这一人群的动向，更好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始主动与同性恋社群组织联络并参与建设。

　　然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社会组织的兴起，各同性恋防治组织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争夺相关资源的斗争中。

　　此时，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是———2001年，同性恋脱离了“性变态”的语境；另一方面，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基金纷纷出现，使得许多同性恋社群组织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王为告诉记者，艾滋病防治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比如各地疾控中心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分配到各个社群组织。“在分配资金时，往往根据各个组织之间抽血检验的人数来进行。因此，许多和艾滋病防治有关的社会组织都热衷于拉人抽血。”

　　此外，王为还告诉记者，在许多和艾滋病有关的社会组织之间，为了争夺资源，会出现诸如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的现象。

　　据记者了解，上述问题不仅存在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社会组织中，很多领域的社会组织都存在利用欺诈性手段争夺社会资源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家民间教育组织出炉了一份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犯罪现象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称，数据主要源自某地看守所及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聚集地。此份报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但记者和北京一家报道过这份调查报告的媒体的记者核实时得知，这位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报告的数据有很多是虚构的。这家民间教育组织的负责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

　　对此，北京一家公益组织的创立者田坤向记者谈了他的个人看法。他说，他不能随意揣测这家民间教育组织造假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但多年的经验也让他对业内的“潜规则”有所了解：一些社会组织造假是为了获得相关的资源。说得更通俗些，就是制造社会影响从而方便找人要钱；还有一些社会组织是在拿了人家的钱之后，为了好交差而炮制出一份调查报告。

　　田坤说，目前社会组织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服务社会群体的意识欠缺，争夺社会资源的意图强烈”。此外，还应加上两点，“财务状况较乱，从业人员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