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可以规范、管理拾荒行为，却不能剥夺拾荒者的权利。

　　在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些捡拾废品的人揭开垃圾箱，从里面捡一些矿泉水瓶、废旧塑料等，这些行为今后在西安市将被禁绝。近日，西安市市容园林局下发通知，要求严管在各类垃圾收集站点捡拾废品的行为。通知说，这些行为，减慢了收集运输的速度，又给周边环境造成再次污染，极大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这一规定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不准捡垃圾会让城市的环境更干净、更有秩序，也会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反对者则认为，捡废品的人大多生活困难，禁止此种行为，将会使他们丧失生活来源，同时，拾荒者还是社会最底层的“绿色环保主义者”——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做得很不好，拾荒者将废纸、旧塑料瓶等挑出来，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减少污染。

　　所谓“争议”，常常只是弱势舆论的一种缺席谴责罢了；出台政策的人，总是能固守他们的一套逻辑。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特殊人群的规定是怎样出台的，谁有权力这样规定？再进一步讲，“拾荒”是不是一种不可轻易被侵犯的民生权利？

　　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安捡拾废品的有近三万人。而“禁止捡垃圾”的命令，是西安市市容园林局用一纸通知的方式下达的，并且打算通过对捡拾废品行为进行处罚、将此类行为列入市容综合评比打分等手段，来“深入落实”。

　　从市容管理的角度，禁令当然有助于城市的美化，但从剥夺这么大一个群体“拾荒权”的角度，有关部门显然更应该考虑，一些社会底层群众如果以后不能再拾荒，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我们不敢奢望拾荒者有参与博弈的话语权，但政府部门却应该充分考虑他们的权利。

　　现在，某些地方部门思考问题，总是从“维护市容市貌”的角度出发，但是，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面子”重要，“里子”也不能不要。如果我们认同“拾荒权”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众基本的民生权利，那么，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政府部门可以规范、管理拾荒行为，却不能剥夺拾荒者的权利。（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