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矿难及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的2008年，“行政问责”四个字开始进入大众议论的热门话题。在大众的印象中，行政问责就是追究重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行政不作为和滥用行政职权的责任。但是，近期，云南昆明掀起的“问责风暴”开始把大家的思绪引向行政问责制更加广阔的内涵，公务员上班时间不在岗，要问责；市政府领导人的工作电话工作时间打不通，要问责。

　　据记者了解，昆明的行政问责制始于2005年，其依据为《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这个地方性法规规定了15种被问责的情形，如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拖延不办、顶着不办等，问责方式有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直至免职或者辞退等，仅2008年就有275名干部被问责。

　　“行政问责制从本意来讲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制度，从对被问责人的处理结果来警示其他工作人员不要再犯错误，有一种事前预防功能。昆明的这种问责制好像有些事前监督的性质，这种明察暗访后对公务员的处理方式，代替了公务员法和监察法的要求。”10月28日浙江大学法学院章剑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行政问责制，究竟应该怎样问责，国家应该统一标准，否则就搞乱了。

　　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一个适用范围，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教授告诉记者，行政问责一般只对重大问题、重大决策、重大事故问责，制度创新要在规律内进行，不能影响大的法律框架。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沈荣华则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昆明行政问责制探索实质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以往官员只向上负责。结果导向的行政问责也要求官员层层对下负责。这也改变了行政部门的行政生态，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可操作路径。

　　昆明的行政问责制度架构已经确立，昆明市纪委监察室软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宋晓林说，下一步将在打磨细化制度的同时继续推行。

　　“昆明的行政问责制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问责形式需要深思。”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昆明行政问责的一些方式与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冲突，比如公务员工作时间不在岗，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就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昆明如果再搞一套处罚规定，就会重复，没有必要。

　　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怎样的行政问责才算到位呢？

　　“行政问责的主体，应该由人大来问责；问责的对象，应该是领导干部；问责的事项应该是重大的事件、重大的事故等影响力非常大的事情；问责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姜明安解释，一般的工作人员或公务员不能成为问责对象，因为这些人如果犯了错误，有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管；领导干部的责任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追究机制，这就是行政问责制，比如近期上海的钓鱼式执法，上海人大就应该把发生问题的两个区的区长叫去，问一问，因为区长是人大任命的，如果人大发现区长作为领导干部确实疏于管理，就应该启动罢免程序。

　　姜明安说，行政问责还是应该尽快统一标准，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否则，全国各地各搞一套，容易搞乱。本报记者 陈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