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到新闻官

　　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做过16年新华社记者。云南“躲猫猫案”发生后，一向喜欢“揭示真相、探索真相”的伍皓不顾副部长的身份，组织网友调查，他也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昨日是第十个中国记者节，昆明阳光明媚。在伍皓的家中，记者专访了这位老前辈。而他从去年的10月上任到本月也正好一年。在这一年中，伍皓作为“幕后推手”，在云南对一系列新闻舆论管理进行改革，同时还第一个提出“设立网络发言人”建议。这位国内最年轻的省级宣传部门副部长，一次次走进公众视线。

　　说角色转换

　　“我很在意记者这个身份”

　　华西都市报(以下简称记)：今天是记者节，而您也是干了16年的记者，您怎么看待当记者的履历？

　　伍皓(以下简称伍)：我很在意记者这个身份，现在在宣传部门干，觉得自己记者的本色还在。

　　记：记者和官员，您更喜欢扮演哪个角色？伍：无论是从事新闻宣传还是新闻管理，对我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新闻宣传和新闻管理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从年龄上来说，我在省里面是非常年轻的，在全国宣传系统来说，也是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一吧，所以说，对我来说，(弃文从政)也有很广阔的空间，对新闻也有了新的认识。

　　尽管我从新华社过来，工资收入下降了，办公室的面积也削减了三分之一，我的车辆排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从丰田越野、奥迪降到规定的帕萨特了(笑)，但这里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的空间。

　　谈上任一年

　　从“捂盖子”到“揭盖子”

　　记：你从去年10月走马上任宣传部副部长，到今年已经有一年，您对目前这个岗位怎么看待？

　　伍：宣传部门和媒体之间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博弈的关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其实，博弈的关系不是很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状态还是一种协同、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出来宣传部的方向就是善管、善用、善待媒体。我们以前可能更注重的是管理，宣传部门的服务和对媒体的运用这块，可能就受到了一些忽视。宣传部门和媒体，在很多方面它是共存的，比如说追求公开透明，满足人民群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等权利，这方面我们跟媒体的目标是相同的，在这个基础上，宣传部门和媒体的关系就可以更加协调，更加和谐。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转变一种方式，就是从管理媒体向管理信息转变。

　　最近我看到《半月谈》有一篇文章，讲得非常好，就是讲基层宣传干部的苦恼，很多基层宣传部门就是把控制负面报道当成自己的主要职责，控制负面报道，哪一篇负面报道没有控制住，被报道出去了，你这个宣传部门就不称职。而我们现在转而从管理媒体向管理信息转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旦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不是去急着跟媒体打招呼“不能报”，而是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开信息，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论网络民意

　　领导干部要适应网络监督

　　记：您算得上是老网民了。有时候我看到您很晚都还挂在QQ上，您如何看待网络舆论监督？

　　伍：2008年被称为网络监督元年，今年网络监督更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汹涌之势。其实我觉得这种网络现象，一方面展示的是我国民众的一种爱国热情，一种政治参与热情，这是好事。另一方面也使老百姓有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很多意见通过网络的形式宣泄出去了。

　　有了这个表达的渠道以后，可能更多的老百姓内心有怨气就在网络上面发泄，这对于疏导公众情绪不是

　　完全没有好处。谩骂不对，但要允许网民有个认识过程，相信他们未来会运用好这种基层民主。

　　我认为领导干部要习惯网络监督，这一点党中央也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就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提高同媒体、网络打交道的能力。这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适应网络监督，要认识到网络时代，每一个人皆可成为记者，作为领导干部确实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在网络时代，有时候一句不妥当的话，或一个不慎重的行为都可能被暴露在网上。网络和传统媒体基本已高度融合，所有传统媒体报道出来的新闻都会在网上被放大、被更加广泛地传播，而几乎所有的记者又都是网民，网上流传的信息也非常容易就被搬到报纸上，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互动融合成为一体。这种互动融合的结果，使得网络监督的力量超过了以往任何形式的舆论监督。

　　我还有一个观点，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学习网民的思维方式。因为领导干部在作决策的时候，大多是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去论证这项决策的可行性。而对于领导干部的决策，网民基本是一种质疑的心态，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个方面不可行。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学习网民的这种思维模式，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道“当官”感受

　　我当官不愿当“缩头乌龟”

　　记：但实际上，由于您的超前观念，涉及到的部门并不完全支持您。

　　伍：对这些的认识和探索都有一个过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一种新的理念或者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各地在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方面，怎么破题，怎么去做这个文章？这也是需要地方政府去实践的问题。刚才说我们组织调查团，也是一种体现。这种理念和做法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和进步过程。

　　记：不是不能转变，而是需要时间？

　　伍：一时要让所有人都接受也很困难，包括在省里，我想这是一个逐步进步的理解

　　的过程。正如刚才我说的两年前整个对公众事件，当时基本处在“捂盖子”的状态，但是两年以后，连基层一个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所以要看到这个发展和进步的趋势。

　　记：您怎么看待自己在调查“躲猫猫”事件中的表现？

　　伍：在“躲猫猫”事件中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对我个人的指责，包括对宣传部门都有一些指责，认为我们是越权、越位。

　　宣传部门这样做越权了吗？胡锦涛总书记去年6月20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对新闻宣传讲了六句话：“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传统来说，宣传部门的职责似乎就是前两句话，“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似乎这也是宣传部门留给公众最主要的印象。但是，总书记还有后面这四句话，我认为是赋予宣传部门的新职责，是对宣传部门提出的新要求。如果碰到像“躲猫猫”这样的热点事件，宣传部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不去疏导公众情绪，我倒觉得是最大的失职。这样的“太平官”我做不来，让我去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宣传部副部长的职责。

　　记者：现在有些部门一出事就把责任往媒体身上推，你对此怎么看？

　　伍：有些部门一出事就把责任往宣传部门和媒体身上推，不是从本部门自身去寻找为出事原因。前不久中央新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已经明确提出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以及党政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被问责，而且还特别规定，凡具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等情节的，将从重问责。这就是党中央的一次正本清源，随着问责规定的全面推行实施，我们的舆论监督环境将越来越好，指责媒体推卸责任的现象将大为减少。

　　记：改革往往不会一帆风顺，阻力也很多，您有没有最坏的打算？

　　伍：没有什么坏的，我觉得我首先是一种自信，我所有的措施我都是有理论依据的，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伍皓其人

　　从新华社到宣传部

　　伍皓，1970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后自愿申请进藏工作。历任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拉萨记者站站长、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曾参与推出了孔繁森、陈金水等全国重大先进典型的报道。2008年12月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皓其事

　　被指观念过于超前

　　2009年2月下旬，伍皓策划组织了网友调查“躲猫猫案”，在得到广泛肯定的同时，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宣传部门越权、越位”。随后，伍皓又因实名发帖讨论“少女卖淫案”而备受关注。伍皓在披露了昆明警方工作瑕疵的同时，也为警方及相关部门的形象进行了辩护，更严厉地斥责了一些记者的不实报道，由此招致被批评记者在博客里撰文挖苦讽刺。有网友评论“他的骑墙行为并不讨好”，有官员还指责他“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

　　今年8月26日，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发生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伍皓第一时间介入处理。在伍皓建议下，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媒体下发通知：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有合理的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真心正视、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以此为中心工作，不能一味指责群众，甚至给上访群众乱贴“刁民”、“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此举赢得媒体和社会舆论广泛赞誉。

　　华西都市报 记者陈诚昆明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