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卫生局副局长称搭建平台宣传防艾，认为敢于面对艾滋不影响城市形象

　　- 对话人物

　　蒋安民

　　大理市卫生局副局长，大理市防治艾滋病办公室主任。大理艾滋病预防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 对话动机　

　　一个大理市政府参与投资的同性恋酒吧，正在筹备中。

　　政府部门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酒吧注入资金？这个酒吧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一个由政府注入资金的同性恋酒吧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争议？会不会影响大理这个旅游城市的形象？

　　□本报记者 张寒

　　再过几天，12月1日，由大理市政府投入资金的一个酒吧，将在大理开业。

　　这个酒吧属于大理的一个NGO组织的项目，它主要是为男男同性恋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这将是一个同性恋酒吧。

　　大理市卫生局向这个NGO组织投入12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酒吧的租金和装修。

　　26日，大理市卫生局副局长蒋安民说，这个酒吧将是一个防治艾滋病教育的平台。目的是给同性恋提供安全的知识，让他们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这个酒吧，主要是蒋安民出面牵头。

　　蒋安民说，此事经过了大理市委常委的批准，市领导很支持。而大理市卫生局内部意见也很一致，认为这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经过了市委批准

　　新京报：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要开一个同性恋酒吧？

　　蒋安民：2008年底吧。大理有一个专门针对同性恋的民间组织，叫“好朋友工作组”。2008年底，想要把这个民间组织做大做强，所以有了这个念头。

　　新京报：这个酒吧开在一个怎样环境中？

　　蒋安民：开在一个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酒吧的名字暂时还没向我汇报。

　　新京报：这个酒吧是由政府来管理吗？

　　蒋安民：政府并不管理这个酒吧，只是给了资金。这个酒吧实际上是大理市艾滋病预防健康促进会下面的。这个促进会是一个NGO组织。

　　新京报：政府给了多少钱？

　　蒋安民：12万。这些钱不仅是给酒吧，还包括给这个NGO组织的其他用途。

　　新京报：这个酒吧多大呢？装修花了多少钱？

　　蒋安民：100平方米左右，现在已经装修好了。租金之外，装修大概花了几万块钱，再加上桌椅等总共加起来在这个酒吧上的投入是10万元左右。

　　新京报：这笔钱是市政府出吗？

　　蒋安民：是我们卫生局代替市政府出，因为我们每年都有80万左右的防艾基金。

　　新京报：当时政府对出这笔钱有没有一些争议？毕竟政府出钱开同性恋酒吧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蒋安民：我们当时向分管的副市长做了汇报，也向市委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因为我们对为什么做这个项目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清晰的说明，所以并没有什么争议。

　　新京报：是怎样的前因后果？

　　蒋安民：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因为首先大理的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而在艾滋病的感染人群里，吸毒、暗娼和男同性恋来说都占了比较大的比例。而对于男同性恋来说，很多人还有妻子，这样会导致艾滋病的大面积传播。所以只有做好以预防为主的工作，艾滋病的传播率才能降下来。

　　而开这个酒吧，就是为了给男同性恋一个交往和活动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找到男同性恋，才能给他们灌输预防的知识，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干预。

　　敢公开，就不怕影响形象

　　新京报：大理现在艾滋病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蒋安民：作为一个县级市来讲，我们大理已经列入了艾滋病的高度典型地区。我们现在在全国是排名前十位。以前来说，吸毒传播艾滋病的比例比较高，近两年，性传播和吸毒传播占的比例基本持平。

　　新京报：那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多吗？

　　蒋安民：在全国来说，在性传播中，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而在男同性恋中，感染率已经达到了5.9%，对于大理来说，具体的数字我不便公布。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高的，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类似预防的工作，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新京报：大理的男同性恋的数字大概是多少？

　　蒋安民：我们做了规模估计，在1500人到2000人左右。

　　新京报：大理是一个旅游城市，做这样的酒吧，是否会担心影响大理的形象？

　　蒋安民：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早就考虑过。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回避，实实在在地干活。我们要敢于向社会公开。

　　说实在的，中国男同性恋的人数在全国有1800万，哪个地方没有？只是有些地方不敢承认这个现实。我们也有泰国的经验，泰国现在艾滋病感染率很高，他们的旅游不是搞得也很好。

　　所以我想只要公开，敢于面对，就不存在影响形象的问题。

　　微利经营，对外不提“同性恋”

　　新京报：这个酒吧的运营方式是怎样的呢？

　　蒋安民：酒吧还是以商业的模式来运营。政府出的钱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把这个酒吧建起来，之后政府就要慢慢从这里面解脱出来，政府不可能每年都给这么多钱。以后就需要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运作下去。

　　新京报：酒吧的酒水都会按照市场价格来定吗？

　　蒋安民：我想要依靠酒吧有一些收入，但是只能是微利，比如，一块钱进的酒，卖一块五就可以了，不能像有的酒吧一样成倍的翻。毕竟这个酒吧还是一个NGO组织下面的。只要能维持志愿者有一点收入，维持酒吧的正常运营就可以了。

　　新京报：你觉得会有男同性恋作为顾客过来吗？

　　蒋安民：会有的。之前的“好朋友工作组”已经培养了很多男同性恋的骨干。他们已经有这类运作的经验了。我们这些骨干分布在各个乡镇，这些骨干都是在男同性恋的圈子里比较有号召力的人。我们通过这些骨干把男同性恋吸引到酒吧里来。

　　新京报：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酒吧是同性恋酒吧，这样会不会让很多人不敢来？

　　蒋安民：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不会说这是个同性恋酒吧。而这个酒吧的外观也是和其他酒吧完全一样。我们也接待其他客人，知道这个是同性恋酒吧的只有我们内部的人。

　　以后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的话，我们还会推广到暗娼和吸毒人群，而不仅仅是男同性恋。

　　以前最难是找到“他们”

　　新京报：有了酒吧这样一个交往平台，会不会反而促使同性恋增多？

　　蒋安民：不会的。同性恋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会因为你搭建了一个平台，他们就增多或者减少。

　　另外，我们会很注意宣传和教育。而且在酒吧里坚决不允许发生性行为。

　　新京报：这些同性恋会不会排斥我们对他们的一些预防教育？

　　蒋安民：我们工作人员一般不直接出面。我们先把骨干培训好，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之类的。然后由这些骨干再培训其他人。只有到了有人需要专门的咨询和监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

　　新京报：防艾，对于男同性恋，难点在哪里？

　　蒋安民：比较难的就是找到他们，找到他们才能向他们灌输预防的知识。在大理，农村的男同性恋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他们一般都有妻子儿女，所以男同之间非常隐蔽，只有在赶集的时候互相约好地点，偷偷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回家之后又过正常的性生活。所以要想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宣传，首先就是要找到他们。而酒吧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找到他们的场所。

　　新京报：用酒吧来聚集同性恋，是我们防艾工作的一个首创吗？

　　蒋安民：其实云南有很多类似模式，在昆明有的是租了活动平台，比如通过摄影、音乐把同性恋聚集在一起。而大理这边，大部分是农村的，摄影、音乐这种手段不太好用，喝茶聊天对他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还是有一个疑问，政府出资开同性恋酒吧，会不会怕社会舆论会有不同的声音？

　　蒋安民：我们出资是不向社会宣传的，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是我们政府直接出面去做这个酒吧，而是交给NGO组织来做，也是这个原因，政府还是在幕后的。

　　其实我们做这个酒吧，去预防男同之间感染艾滋病，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如果出现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我们每年光抗病毒的药物的花费就是两万元。如果我们把男同性恋的预防工作做好，减少发病率，我们的12万的投入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2004年开始我们对男同的这种干预，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所以我相信开这个酒吧会有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