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12月10日，西城区检察院首次为一起刑事案件的关键证人发放了出庭补偿费。钱不多，只有100元。连证人本人都承认，重意不重钱，并不是冲着补偿费作证的。

　　其实，证人不愿出庭，一直被看作刑事诉讼中的“老大难”问题。随便找位法官，都能讲上一堆证人不愿出庭的理由，最后结论总是一句话：证人出庭不适合我国文化，很难推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检察官图省事，不愿传唤证人，刑事审判也因此变得枯燥无味，具体表现往往是：法官高高在上，沉默不语；检察官捧着起诉意见书振振有词；证人全无踪影；被告人或律师就算有心反驳，也无法与证人对质。更大的问题在于，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最终只能通过阅读卷宗进行，庭审成了走过场。

　　作为法律工作者，笔者对这一现象也早已习以为常。今年8月，笔者结识了一位台湾检察官，偶然聊起证人出庭难的问题。这位检察官问笔者，大陆证人出庭率有多高？笔者说不到3%，接着问对方，你们那里是多少？他回答：97%。笔者非常吃惊，认为对方夸大其词，便咨询了其他几名台湾学者，答案居然一致：至少在95%以上。

　　两岸同文同源，同属中华文化，为什么台湾能解决的问题，在大陆却成了“老大难”？就这个问题，笔者再次请教了那位检察官。他说，过去，台湾一样存在证人不愿出庭的问题。证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法院最多只能处以50元新台币处罚，折合人民币还不到11元，威慑力十分有限。2002年，台湾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罚金提升至3万元新台币，一次传唤不到，先罚款；再传不到者，第二次处罚，一直罚到出庭为止。除了罚款，还可以拘提，传唤过来的证人，可以报销旅费、误工费，被拘提来的，则一分钱也拿不到。这么一改，许多证人就乖乖来作证了。

　　单单提高罚金或提供补偿，就一定能提升证人出庭意愿吗？未必。因为如果证人不出庭也可以胜诉，就没有检察官愿花那笔经费，惹那个麻烦。所以，得先从制度上施压，迫使检察官有动力传唤证人，使庭审“活”起来，变成真正的对抗。台湾在修改法律时，就推出了一记狠招：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也就是说，除了法定例外情形，证人若拒不出庭作证，其提供的书面证言或证言笔录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法庭可以排除。即使证人出庭，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诘问，以排除各种疑点，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同时，法律还加强了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如此一来，证人出庭率果然就上去了。

　　由台湾的实践可以发现，推动一项变革，不仅靠人，还得靠制度。有了完善的制度，检察官才有压力推动证人出庭。有了动力，无论是事前的安全保障，事后的经费补偿，才能真正得到保证。我们惯有的认识误区，在于习惯把制度缺失导致的问题推给本土文化，把需要整体推动、整体考虑的问题，归结为经费之类的枝节。从这个角度看，证人补偿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配套制度与改革决心。

　　□萧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