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思维方式，曾经是人们对于“好官”的赞颂。然而在现代政治文明生态里，“公权力”却必须注意行使的方式和边界，不是简单一个“为民做主”就可以概括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云南昆明的“拆防盗笼”事件。11月底，昆明市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相继接到指令，公职人员要在12月20日前自觉拆除自家的防盗笼，不执行者将被严厉问责。虽然一度传出的“撤职”、“开除公职”说法被澄清为“不实”，然而“严厉问责”却不是子虚乌有。

　　从新闻中披露的情况看，昆明许多老旧小区中，各家各户普遍安装的防盗笼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官员就总结出了防盗笼的“三大罪状”：影响市容市貌、挤占公共空间；造成雨污混流，污染滇池水源；形成重大安全隐患。虽然其中不乏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总是可以理解，用铁腕措施清理防盗笼，是为昆明市民的公共利益着想，是在做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的好事儿。

　　但问题在于，这种公权力的强力推行，已经进入了许多市民“私权”的空间，这就必须谨慎从事。同样从新闻中可以看出，昆明居民住宅中防盗笼安装的流行，是由很多实际原因造成的，包括社会治安情况差、生活设施普遍不足，等等。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强拆防盗笼带来的城市整齐划一“美感”，是否可以有效冲抵由此带来的心理不安、生活不便的民生“痛感”，还是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政府的各种行政举措，从根本上说都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当公共利益和涉及面广泛、影响重大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应该多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化解矛盾，即便必须推出强制措施，也要充分听取民意，合理制订政策，严格依法办事。简单粗暴的家长式“为民做主”，很可能带来的不是“善政”而是“乱政”。（洪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