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的普洛得邦制药公司把“毒垃圾”倒入安徽涡阳、利辛两地，安徽与浙江省的环保部门日前达成一致，普洛得邦公司一次性为这种丑行赔偿两地费用共220万元，此后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经济赔偿或补偿责任。

　　普洛得邦公司应该为缺乏社会责任埋单。毕竟，把危险品交给一家皮包公司来处理，而这家公司根本不具备处理危险品的起码能力，普洛得邦公司未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毒垃圾”拉到异地一弃了之，当然可能制造可怕的公共安全危机。

　　“毒垃圾”倒入地的安徽方面，从村民到环保部门官员都在强调，东阳是发达地区，把危险品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是“欺负人”。这让人觉得，这样的赔偿更像是对一种为富不仁行为的罚款，它并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当前处理危险品的困境。

　　危险品处理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些“毒垃圾”当然也可以变废为宝。问题是，处理危险品垃圾不仅是经济行为，同时还有公共安全责任。也就是说，不是谁都有资格来摆弄那些有毒物品的。对危险品进行处理的企业或机构，相关部门到底有没有要求合理的执业标准，到底能不能通过有效监管，来让这些企业承担起公共安全责任呢？

　　很遗憾，在这起异地倾倒毒垃圾事件中，责任和监督处于空白状态。比如，普洛得邦这种生产有毒化学品的企业，对处理自家危险垃圾的公司失去监督掌控；浙江环保部门对这样的公共安全危机，也处于监管失灵状态。类似问题，都折射出公众正在面对危险品处理的重大安全隐患。

　　事实上，一直困扰本市的土方车交通肇事问题，也是在“转包”中产生的，比如从地产商到承包商，从承包商到包工头，在不同层级的更替中，关于渣土垃圾运输处理的公共安全责任，被不断消减。

　　简单地拿“发达地方欺负穷地方”说事，或许可能吸引一些道德同情；赔偿罚款也很容易让人们在打击“为富不仁”时感到一时解气。但是，这绝不应该是解决危险品处理问题的终结，而应该由此来提醒相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行业的执业标准，明确处理毒垃圾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弥合环保部门责任在相关监管中的断裂。否则的话，危险品处理就很可能在不经意中，制造出令人心悸的人间悲剧。(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