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起，山西省吕梁山南端的乡宁县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2005年1月，吕梁市也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劝富济贫”。(中国青年报1月8日)

　　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农民守着丰富的资源却无从获利，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说，为破解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不少努力，如加大对矿区的资金扶持力度、规定矿企招工优先招收当地农民等，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此背景下，吕梁市实行“劝富济贫”，实质上还原了矿产所在地农民从矿产资源中分利的权利，有利于当地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大方向值得肯定。

　　然而，“劝富济贫”毕竟属于“制度外求解”，于法无据不说，还超出了政府的职能范围，而且，这种“济贫”方式，实质上属于一种选择性救济，无法完全覆盖需要救济的人群。

　　“劝富济贫”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理解，缘于制度内的救济渠道不畅、甚至缺失。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政府和企业代表国家开发、使用这些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法》制定之初，这一规定并无不妥。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这种过于强调国家和企业利益、忽略矿产所在地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人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另一方面经济领域“一大二公”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中小型煤矿被改制成私营企业、私人资本甚至外资参股的煤炭生产企业。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利益均衡机制被打破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群体分化日益加剧。同时，矿产所在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矿产开发中的利益受损者——不断发生的因矿产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致病、致贫事件就是证明。在此背景下，继续要求矿产所在地的农民无偿奉献，显然不公平。

　　为此，笔者以为，吕梁市“劝富济贫”的做法，需要得到制度的回应，即以制度的形式将农民从矿产资源中获利的权利固定下来。至于具体的分配形式，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瞿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