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建“贪官博物馆”的话题在网络微博里高速传播。3月26日，发博者大邑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透露，包括全力参与竞拍贪官赃物等具体操作方式已有考虑。“一定要和纪委等有关部门联合来做，相信一拍即合。”(3月27日《华西都市报》)

　　乍一听，建“贪官博物馆”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方面意味着把贪官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直观的现场教育，警示为官者廉洁从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象得那么天真。我以为，与其建“贪官博物馆”倒不如建个“廉官博物馆”。

　　近年来，各级纪委举办的贪官展览并不少，为何贪官们还依然前赴后继？实事求是地说，根子就在于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社会廉洁的文化土壤十分贫瘠。一些官员视参观贪官展览为看热闹或欣赏，有的非但不以贪为耻反以贪为荣。要不，贪官赃物竞买的场面何以火爆？慕绥新一个千元高尔夫球杆能拍出12万元天价，王怀忠用过的一条旧鳄鱼皮带居然拍出400元？

　　想来，有资格入选“贪官博物馆”的百名贪官，肯定都是贪污数额和能量非凡的“巨贪”。而由此不难想见，一旦“贪官博物馆”真的建成，只怕未必能成为反腐教育基地，结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最终沦为一些腐败官员长“本领”的场所，一些行贿者长“见识”的地方。倘如此，谈何对官员进行廉政教育，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荣辱观？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廉洁文化的因子，而是缺少廉洁文化生长的条件。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逝世时，病榻的枕下有两件遗物——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殉职时，留下的遗物是八元六角人民币和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拿这些遗物和贪官的赃物比较，哪个对培养廉洁文化更有意义？相信谁都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纪卓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