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干部年轻化的核心与前提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把干部年轻化理解为年龄‘一刀切’，是对中央用人原则和方针的一种误读。”

　　事实上，干部年轻化政策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调查发现，目前在有些地方，干部年轻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领导干部过度年轻化的问题，已引发了公众强烈关注，有些甚至被指因有背景而得到升迁。

　　更值得警惕的是，每一次官方相应被动的回应，并未完全打消公众疑虑，有些反而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公众质疑某些年轻干部升迁，除折射出现实中普遍存在“仇官”心理外，其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还有明显缺陷，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

　　背景的“习惯性猜想”

　　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提拔7名副局级干部，7人中有6人都是“80后”，其中最年轻的仅23岁，参加工作的年限才2年多。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公众质疑这些年轻干部有家庭背景。

　　类似的事件还有，2008年3月，28岁的张辉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成为“中国最年轻厅官”；2009年1月，25岁的孙靓靓成为江苏省泰州团市委副书记；2009年6月，29岁的周森锋以全票当选湖北省宜城市市长，等等。

　　从以往报道的情况来看，公众的质疑有先例可循。据报道，2009年，河南省固始县在一次全县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选拔中，12名乡长人选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子弟，被视为“子承父业”的官场潜规则样本。再如，2008年5月初，辽宁省本溪市双推双考的4名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的父母是该市的主要领导。

　　公众质疑年轻干部的升迁，大部分并没有真凭实据，而是属于习惯性猜想。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人肉搜索”这些年轻干部的家庭出生、社会关系、教育背景，等等，以期通过对蛛丝马迹的发现，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迫于舆论压力，所在地官方一般也会作出辩解性的回应，但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程序是透明的，操作是公正的，报名者是符合条件的。而当事人对此也多采取沉默态度，更是越激发了公众的“合理联想”。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年轻干部的升迁之所以会屡次引来公众质疑，原因有二：一是这种事情较少，本身具有新闻价值，易引起关注；二是干部选拔过程仍不够公开透明，有关部门的事后解释也多语焉不详，所以公众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往往会有各种猜测以至产生误判。。

　　“目前公务员报考竞争激烈，而要在公务员集体的竞争中凸显出来就更需要有很强的实力和很好的机遇。”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指出，“一个年轻人没干几年就当上领导职务，易引起公众猜疑。再加上现有干部选拔机制还不健全，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公众对年轻干部如何成功升迁的过程了解不多，更易引发公众的好奇心。”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公众质疑年轻干部升迁，还与我国历代官场生态有关。在我国，官场上历来注重论资排辈，在大多数人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官场经历或让人折服的水平和能力，在很年轻时就官运亨通，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朝中有人”，要么是存在钱权交易。

　　“在我国，领导子女做官的几率仍远高于其他阶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认为，“社会中仍存在官本位、家族制这两种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传统，易让干部选拔升迁蒙上特权阴影。”

　　“现实中确有权贵子弟未经基层历练，却能凭借关系得以升迁。”汪玉凯教授说，“这导致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再加之买官卖官现象的存在，导致公众对年轻干部升迁产生猜想。”

　　“如果竞争环境公平合理，我不会在意他人的家庭背景。”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公务员向本刊记者坦言，“法律没有规定领导的子女、秘书、亲戚朋友就不能做官，只要凭本事，我认为无可非议。”

　　他的观点在受访者中颇具代表性。公众质疑年轻干部的升迁，本质是对公权力“内部福利化”的焦虑，更是担忧“年轻化”成为某些人“洗官”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