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等做了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70%的受访人认可“官员网络恐惧”这种说法，有60%的受调查者表示“恐网”的原因是“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88%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前两个百分比，是事实判断，即对“是否存在网络恐惧”以及网络恐惧的原因的确认；后一个百分比是价值判断，是对事实作出评价。那么，根据前两个百分比所确认的事实，是否就能得出“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样一个结论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网络能用来监督官员，让一些不称职的官员感到害怕，对整个官员群体发生一点约束作用，确实是“好事”。可是，仅凭这一点，是否就能说是“社会进步”了呢？所谓“进步”，是一个历史性问题，需要进行比较，需要多方面的指标来考量，仅仅凭单个指标就下结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

　　1950年4月2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决定》兴起了一个批评报道的高潮，《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在其后的几年里，刊发了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这些报道增强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曾几何时，“批评报道”不知不觉中被改了名称，叫“负面报道”了——似乎你批评负面的现象和事物，你就是“负面”的，目的是“负面”的，作用也是“负面”的，你批评的对象倒不是负面的了。真不知道判断是否“负面”的标准是什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60年前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岂不是鼓励“负面报道”了吗？这样的变化，恐怕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吧？

　　官员“恐网”的另一面，是报纸对官员批评监督报道太少，太软，太不够。即使是网络监督，阻力也很大。“彭水诗案”中被批评的县领导能想出“诽谤政府”那样法外罪名“起诉”批评者，王帅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强行征地行为而遭到“跨省追捕”——类似事件屡屡发生，似乎在说明，有一些官员并没有“恐网症”，倒是让批评者感到恐惧了。

　　如果批评报道能在纸质媒体和网络上齐头并进，如果批评报道能摆脱“负面报道”这个“负面称呼”，如果官员不只是“恐惧”，而是真心欢迎、主动接受批评报道；如果再进一步，官员乐于、善于自我批评，而不是习惯于“跨省追捕”，那我们真要举双手为“社会的进步”而欢呼了。 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