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工友筹集医药费，26名农民工9日在郑州市区端着碗乞讨。据了解，这批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长达一年半，在讨要薪水时被开发商率众暴打，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开发商则予以否认，并称系工人自己摔伤所致。当地公安机关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天是周末，上班后再处理。(5月10日《河南商报》)

　　维权那些事儿，足以写成N部惊悚小说。从“跳楼秀”“跳桥秀”开始，继而出现“上吊秀”“喝药秀”，接着是棺材与老虎成为“维权道具”，再到如今的“集体乞讨”。这一路走来，其中的惊奇指数绝对无与伦比，折射出的却是维权渠道的堵塞与民间维权的痛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采用正常的维权途径呢？”事实上，这批农民工之前的“折腾”算得上最正当的途径了——和开发商多次协商谈判。问题是，没有实质结果。

　　其实，“集体乞讨”成为维权法则，有双重隐喻。一是钱权对正常规则的戕害甚大，正当利益难以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处理，或者所谓的“正当途径”不被信任。二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不够用了，只有开辟“新天地”。如此，出现新的“行为艺术”——集体乞讨也就不足为怪了。

　　让人担忧的是，就算“集体乞讨”所激发的倒逼效应能够让这批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正当保障，但是，等到有一天，公众对“集体乞讨”失去最起码的同情与悲悯，失去应有的关注，那接下来又该寻找怎样的“维权法则”呢？到那时候，其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与无奈？

　　“行为艺术”式维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从完善制度入手，从拓宽维权渠道入手，从加强执行力入手，才能终结类似悲剧。(龙丽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