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连续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人们在问,究竟是什么把这些年轻人推向了绝境。南方周末实习生以打工者的身份“深入”富士康28天,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线员工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境,负责任的社会观察令人信服,也印证了本报报道中的判断。

　　在这篇体验式报道中,找不到员工自杀的具体原因,也许每个轻生的人,都有不同的个人遭际,但他们有共同的特征: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是新入职不久的员工。在对他们生活的描述中,总让人感到一种喘不过气的压抑,以及深重的无力感。

　　首先是身体的劳累,长时间、高强度的单调劳动,让弯腰捡个东西,都成了一种“享受”。在这里,“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如同传说,加班成了一种“自觉”。

　　身体的劳累,一般还在承受范围之内,但最后摧垮一个人的,往往是精神上无形的杀伤力。在这个庞大的企业,每个人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看不清个人的面目。我们说劳动最光荣,工作是立身之本,但在这里,劳动不能带来快乐和成就感,也不能带来满意的收入。从校园进入工厂,他们最高也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但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却漫长而充满变数。

　　工作无法让他们获得快乐,业余生活又被挤占到接近极点。恋爱、交友,成了一种奢侈。人的感情需求被最大限度地压缩,甚至与厂房机器无异,都是生产线上的一环,这让人联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精明的富士康,用每个月一两千元的极低成本,就买断了这么多人本应五彩斑斓的青春。

　　80后、90后的一代,不同于他们的上辈,他们对权利有更多体验,对未来有更多幻想。当严苛的现实碰到一群梦想未被磨灭的人,这种挫败感是沉重的,却又得不到及时疏导。富士康庞大的厂区,就像一个气氛压抑的社会。员工们互相不熟悉,同居一室却叫不上对方的名字。相当多的员工,像碎片一样生活。遇到难题,无法从集体和他人那里获得抚慰。生活中任何一个触发点,都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爆发。刚刚自杀的卢新,曾是一个活跃、多才艺的青年,在听到有同事自杀的消息,还说他们“太傻”。然而,却有一种力量把他也推上了这条不归路。

　　富士康问题终于集中爆发,社会应该借此机会,督促其改变严苛的管理方式和加班制度。但记者在调查后也发现,富士康似乎还不能简单归入“血汗工厂”,在工资收入、员工福利上,还属于较高的一部分。这也令它总是门庭若市,不用发愁招不到人。而更大的问题,或许也在于此。

　　富士康必须改变。但要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让人“体面劳动”、生活更有尊严,却需要更高层面统一的机制性安排。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和谈判机制、培育劳动者维权组织、破除户籍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此外,在全球已走向末路的代工模式,仍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也说明转变发展方式是多么迫切。(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