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日前，河南尉氏县精神病人刘卫中被当地警方故意办错案，抓走充抵“杀人犯”的枉法事实，被公之于众。日前，因在命案侦破中“弄虚作假、谎报战绩”，尉氏县公安局局长郑伟和副局长宋伟民被免职，郑伟被调离公安机关，其余5名警察也受到了处理。

　　比起农民赵作海，刘卫中已算“幸运”了，他至少没遭受长时间残酷的刑讯逼供，没面临现实的死亡威胁，也没忍受十多年的牢狱之苦。仅仅是在充抵了一回杀人嫌犯后，刘卫中就被释放了。

　　但从法治尊严、人权不可侵犯等诸多崇高的价值标准看，刘卫中和赵作海两人的案子，在本质上有着同样的错误和荒谬性，它们对整个法治的伤害并无二致。

　　虽然如此，当地政府对尉氏县公安局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还是有些轻描淡写。毫无疑问，明知某人不应受到刑事追究，司法工作人员故意错误拘捕之，并意图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已经涉嫌徇私枉法罪，理当由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在，用内部行政处理的方式替代司法追究，是纵容职务犯罪。

　　精神病人刘卫中“被杀人”，源于当地警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工作压力，即上级规定的“命案必破”制度。从2004年开始，当地一直实行这项从诞生起就争议颇大的制度，它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规定，给承担侦查工作的一线警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命案必破”制度源于善良的想法，也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工作效应。比如，它能加强基层警察的工作责任心，更有效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给那些意图实施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的不法之徒，以更大的震慑力。

　　但问题是，“命案必破”毕竟是主观的善良愿望，在侦查技术不能完全跟上、社会情况日益复杂、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命案必破”说到底还不可能真正实现。

　　这一制度的悖论，就在于以纯粹主观的愿望，替代客观上的不可能性。如果将“命案必破”制度机械地套用到任何办案警察身上，不仅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诱发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荒谬做法。刘卫中案件的发生，问题就出在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命案必破”制度的机械理解和套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卫中案件的发生，虽然有办案警察和办案单位的重要责任，他们为了完成办案任务，而刻意枉法侵犯公民权利，但同时也有上级机关管理不善、督察不力的责任。

　　刘卫中案件及其所反映出的“命案必破”的悖论，提醒各地公安机关的管理者，基于社情的复杂性，“命案必破”可以作为倡导性的指标，但不宜作为真正的刚性规定。

　　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所有的警察都应该明白，命案实际上是社会的必然风险，它的发生也是必然的，其中一些命案暂时不能破获，也是必然的。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侦查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但不能对命案问题实行简单的考评机制，而是要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属于侦办人员工作不力，当然要加大压力促其破案；如果确属无头之案，还是应当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对待，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