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深夜，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将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送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建设又迈出重要一步，中国人离拥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梦想越来越近。

　　“拥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就保障国家安全而言已是必须，民用商业也有极大空间。”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研究员周晓纪说。

　　很多人并不熟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已跟它紧密相关。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气象灾害预报、乘飞机驾驶汽车出行、轮船出海、蜂窝通信等等，都已离不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按规划，目前已进入卫星密集发射组网阶段，至2012年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首先提供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能力。至2020年左右，中国将建成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卫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到那时，除国家军事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以外，人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使用GPS还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专注于“太空经济”研究的周晓纪看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是中国未来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太空育种基地里的黄瓜直径可达一米

　　美国宇航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于2007年9月17日率先提出“太空经济”概念。他在纪念美国宇航局成立50周年的演讲中称，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所谓太空经济，包括各种太空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技术创新将成为太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主任王昆声看来，凡因人类航天诱发的经济活动，皆属太空经济，涵盖通信、金融、医疗、国防、太空旅游、太空资源开发和能源利用等诸多领域。“不仅仅只是摆在超市里的‘太空稻米’、‘太空蔬菜’，太空经济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将从各个方面极大改变我们的生活。”王昆声说。该中心正酝酿与中国社科院合作成立一个实验室，专事太空经济研究。

　　研究显示，航天产业一美元的投入，将换来7至14美元的回报。“航天产业对技术的拉动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王昆声说，“比如发射一颗卫星，仅卫星研制和发射服务就涉及多个产业，加上卫星发射后的地面维护和运营服务，这是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其价值不可小视。”

　　太空经济可简单分为“天上”、“地面”两大部分。其中，卫星研制、发射统归为航天工业，属“天上”部分。而地面接收设备建设维护、应用终端研制、运营服务，以及各类衍生品开发，则属于“地面”部分。例如GPS技术的各种应用设备和服务、谷歌公司开发的“谷歌地球”(GOOGLE EARTH)，都是商业运营极为成功的典范。

　　如视野开阔一些，太空经济还包括太空资源开发和能源利用。“比如空间太阳能发电，欧洲和日本起步较早，尤其是日本，热衷于这个方向，投入相当大。”周晓纪说，通过返回式卫星进行太空育种，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前景也相当广阔。在一些太空育种基地，可以看到上千根黄瓜结在一根黄瓜藤上，也可以看到直径达一米的黄瓜。太空材料制造，更是一直在进行试验。

　　美国太空基金会于今年4月12日发布的《2010太空报告》称，尽管2009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全球太空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太空行业经济收入总额为261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近40%。这与传统产业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据统计，2009年全球总共进行了78次太空发射，比2005年增长42%。在这些太空发射中，俄罗斯发射次数占37%，名列第一；其次为美国，占31%；第三为欧洲，占9%。该报告认为，造成太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太空事业商业化、全球化趋势加快，军事和民用太空项目不断发展等。数据表明，目前全球航天产业总收入中，来自商业部分的贡献已达60%以上。

　　中国航天产业收入约占全球航天业收入的3%

　　全球太空经济迅猛发展，与之相比，中国航天产业却显得有些步伐缓慢。“中国航天产业经济收入，占全球航天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仅为3%左右。”周晓纪说。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商业化的西方航天产业比起来，长期受体制、制度限制的中国航天产业，目前仅处于产业化阶段，远谈不上商业化。

　　比如卫星研制、发射，囿于多种原因，几乎全部靠国家投入，社会资本极少介入。“早年，曾有香港资本希望介入，但遭遇政策障碍，无功而返。”一位航天业人士说。

　　如将中国航天系统视为一个巨大的平台，这个平台上蕴藏的资源极为丰富，包括众多高端人才、各类成熟技术等。在很多人看来，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商业化的转让平台，将那些可转化的资源转为民用商用，将对中国企业的产品技术升级、结构转型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长城电脑、匹克、国内最大的燃气具制造商广东万和，均有强烈愿望，将用于航天的相关成熟技术引入企业，实现升级。

　　“但目前既缺统一规划，也缺集中的转化平台，只能靠有需求的企业自己去碰。”上述航天业人士说。这与军民结合、国家投入和企业投入等方面皆有良好制度设计的欧美国家相比，相去甚远。

　　航天业人士指出，中国航天产业产业化进程滞后，源于几大因素。首先是未解决社会资本如何进入的问题；其次是尚未形成长期稳定运行的卫星应用体系；其三，则是国际竞争激烈，西方国家出于安全原因设置种种限制等。

　　另一饱受诟病的，是卫星资源条块分割严重。气象、国土、海洋、减灾救灾等多个部门，受自有需求，都申请发射卫星。一旦卫星上天，各部门分割使用，互相之间缺乏共享和沟通。与卫星使用效率低下相对应的是，地面接收站、信息处理、维护等都需国家财政投资，成本高昂。“事实上，之所以形成这种部门分割使用的现状，不排除有部门利益冲突的因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天人士说。

　　在周晓纪看来，中国航天产业要迅速完成产业化，走向商业化，更大的障碍来自现有体制弊端，宜尽早破除之。

　　目前，从“天上”到“地面”，从卫星工业到终端应用，缺乏总体规划，也就是航天人所说的“天地一体化”。在美国、欧盟，通常是市场对某种产品和服务有了强烈需求，终端应用开发后，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模式，方才发射商业卫星。“但我们正好相反，通常是先发射卫星，再考虑商业化应用。”周晓纪说。

　　周晓纪表示，卫星研制、发射等环节一时不宜开放，而属于“地面”的终端应用和运营服务，政策对社会资本几乎没有限制，中国航天产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妨从鼓励终端应用和运营服务的商业化开始破题，倒逼体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