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贵州省织金县常务副县长刘建平经过组织考察，拟重用任职为县委副书记。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前期程序结束，已进入考察公示期间，毕节地委却突然做出“暂缓任职”的决定。

　　“暂缓任职”的原因是地委“考核办”提供的一份动态考核报告显示，刘建平任常务副县长期间所分管的县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将影响全县水环境安全，被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给予“预警通报”。

　　地处“江南煤海”腹地的织金县是中国南方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近年来煤炭等资源加速开采使当地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压力陡增。

　　4月份，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组织的调查组在织金县巡视时发现，当地污水处理厂管网工程建设严重滞后，已超过预定运行时间而未能正常运转，随后向毕节地区发出“污水处理厂运行预警通报”，并对织金县新增化学需氧量排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行“区域限批”。

　　了解到这一情况，毕节地区“考核办”立即成立联合督查组，对织金县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导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被限批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清楚有关情况后，考核办向毕节地委提出“若不能按要求完成污水处理工程并通过贵州省环保厅验收、解除限批，将对分管副县长进行另行安排工作或进行责任追究”的处理建议。

　　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面前，中国各地开始用严格的“环境考卷”，加强对基层官员的问责与管理。

　　近两年来，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到贫困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环境污染被免职或者承担刑事责任的官员已超过50人。

　　被称为科学发展观最早“改革试验区”的毕节地区，是中国唯一一个在极贫生态脆弱区设立的国家级改革试验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膨胀的人口逼迫当地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这种压力下，从2009年起，毕节试验区开始对各级领导干部实施“双考双评双挂钩”的考核机制。

　　“没有严厉的约束，不在‘官帽子’上动真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会见实效”，毕节地委组织部部长杨华昌说，考核既有年度工作实绩，也有日常动态考核，而考核指标不仅有GDP、财政收入等增长性指标，更关注社会稳定、污染减排等结构性指标，这些指标将直接与领导干部的任用和工资奖金挂钩。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不断增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共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并不断修改对各级官员新的考核体系。环境“新考卷”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基层官员的“升迁路径”。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说，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真正兑现，就必须改变一些官员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盲目陷入“GDP崇拜”误区，改变他们片面追求GDP绝对值增长，而忽略经济结构平衡、环境成本、社会福利等其它因素的问题。

　　中国在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前作出承诺，争取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在严峻的环境压力面前，中共开始用严厉的问责措施确保“承诺兑现”。2007年，国务院就建立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办法，各地区节能目标责任考评均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说，“十一五”中国减排能有现有的成果，很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问责制。这个问责制由各级地方主要领导来承担减排责任，问责也是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每个领导在他任期内完成情况都是明确的，这个责任不会随职务变化而受到影响。

　　严厉问责下，中国各地都开始施“重拳”治理环境。钢铁大省河北今年将淘汰钢铁落后产能1440万吨，其中炼铁产能1240万吨，炼钢产能200万吨。对未完成减排目标的追究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责任，给予相应处分，甚至撤职。

　　在曾暴发严重蓝藻危机的太湖，江苏无锡启动“河长制”，针对流域河流水质直接影响太湖的实际，在全市各级党政一把手中全面推行水功能达标“河长制”。党政一把手分别担任了64条河流的“河长”，其职责主要是督办河流水质的改善工作，河流水质的改变状况将直接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挂钩。(参与采写记者王丽、秦亚洲、杨一苗、刘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