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也有“八大怪”

　　到云南的时候，说云南有“八大怪”；到陕西的时候，说陕西有“八大怪”；到东北的时候，说东北有“八大怪”；到新疆的时候，说新疆有“八大怪”。而最近到北京天桥的时候，发现这里也有“八大怪”。当然，北京的“八大怪”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八大怪”，说的都是历史上曾经在天桥卖艺的杂技艺人。2005年，北京市有关部门为“八大怪”制作了铜制雕像，现仍陈列在天桥广场。

　　在天桥广场“四面钟”的底座上，有一篇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6月题刻的《天桥市民文化广场题记》。其中说：“京城之南有二坛，一曰寰丘，一曰先农坛，为天子祭天、祭神农之处。二坛周边，河泊交汇。为南北通行之便，建一石桥。因天子祭祀由此经过，故称天桥。清末民初，渐成通衢闹市，五行八作，什样杂耍，百样吃食汇聚于此。市井众生之相淋漓展现，京城民俗文化集大成者莫过于此地。西风渐进京师，宣南锐意革新，中西结合之建筑，在此亦有标志。香厂新市区、城南游艺园、新世界、四面钟等为传统之风貌带来时尚之气息。为留存史迹，温故知新，宣武区人民政府乃筹划建此广场，以招徕寻根之新朋故旧，回报此悠久历史之一方热土。”

　　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易顺鼎，曾在《天桥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近代学者齐如山，也在《天桥一览序》中记述：“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当时的天桥，不仅是北京最繁荣的市场，也是北京风俗和文化的象征。

　　北京天桥的“八大怪”，是畸形社会底层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表者。他们的“怪”，或在身怀绝技，或在技艺超群，或在相貌奇特，或在言行怪异。但他们的艺术，却深受平民百姓所喜爱。当然，天桥的怪人，绝非他们八个。有人按照年代顺序，把北京的“八大怪”分为三拨。加在一起，有二三十怪。现在天桥广场雕塑的，是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八大怪”。

　　第一怪是拉洋片的“大金牙”，绘声绘色的西洋景，让人记住了他的大金牙。第二怪是数来宝的“曹麻子”，他表演时头上系一根窄带，后面挂一个铜球，头动球摇引人发笑。第三怪是说相声的“穷不怕”，他叫朱绍文，相传是中国相声的创始人。第四怪是顶碗的“程傻子”，他头顶十三只瓷碗，还能弯腰折腿练出几道花样。第五怪是耍中幡的“王小辫”，粗半尺、长三丈、重几十斤的大竹竿，他用手、肩、头、胸、背玩弄自如，扔起来还能用门牙接住。第六怪是表演驴的“赛活驴”，他扮成栩栩如生的驴，然后让妻子骑在背上，在三层三条腿的板櫈搭成的“旱桥”上表演各种惊险动作。第七大怪是胸前开石的“沈三”，他最拿手的是在太阳穴上砸砖和将一石磨盘压在胸上，然后让人用铁锤击碎，自己却安然无恙。第八怪是砸石头的“常傻子”，他能用手掌劈碎大鹅卵石，还能用手指将石头戳碎。

　　看着这些雕像，似乎可以想象出他们当初表演的盛况。但我的心里，有些悲哀。你看他们，八个人中有两个人被称作“傻子”。倒是“穷不怕”这个艺名，给人很大的启迪。自古以来，有穷有富。但怕穷并不能改变穷，甚至会越怕越穷。不怕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因为不怕，所以才会去思考、去奋斗、去创造。不知“穷不怕”朱绍文当时的生活状况如何，但他发明的相声，却给后人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