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性格

　　去长沙出差的次日，便去了位于太平街十九号的贾谊故居。贾谊是洛阳人，因在京城遭权臣不容，才在公元前177年贬任长沙王太傅，被后人称为“贾长沙”。故居免票，这让我意外，可见长沙人十分崇拜这位性格很“长沙”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两千多年来，长沙人一直精心保护着故居，像是在保护着一种思想和精神。

　　故居历代毁建相继，均以贾谊井为中心。据说井为贾谊所凿，站在井边，阵阵古风袭来，思绪在在穿越。院内有一株老柑树，传说也是贾谊手植。除此，大约再没有贾谊生前的遗迹了。从明朝成化元年始，故居形成祠宅合一的格局。1938年一场大火，仅剩下太傅殿。1996年，长沙市重修故居，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

　　在不大的故居里，我发现人们看得都十分仔细，这和国人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完全不同。贾谊仅活33年，且非位极人臣，历朝历代却有无数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前来凭吊，这种现象实属少有，我努力地想从贾谊的生平陈列里找到答案。

　　贾谊18岁就精通儒家经典，诵诗属文无所不精，经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2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这是备皇帝咨询的文官，虽无实权，却能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同年升为太中大夫，这是更高级别的议政官员，可以和周勃、灌婴等一批重臣同朝，在庙堂之上纵横捭阖。放在今天，22岁还是个“嫩头青”，乳臭未干，而在遥远的西汉，贾谊一步登天却无人质疑，可见，贾谊的才气令朝野叹服。

　　也许因为发展得太顺，造就了贾谊敢说敢做、自信天真的性格，从今天看来似乎很缺少城府，不够含蓄。每当文帝议事，博士们大多语塞，唯贾谊对答如流，这给沉闷的朝廷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3岁，贾谊写下《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安百姓治天下。同年，又写下《过秦论》这一千古名文，全方位分析秦朝过失，作为巩固统治的借鉴。鲁迅评价文章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贾谊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方略，极为文帝赏识，数度欲让贾任公卿高位，但终因群臣妒忌而不用，反倒被贬至长沙。

　　可贾谊并未因遭弃而心灰意冷，因为当官之于他并不是人生的目标，他只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为国家做事。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江水，写下名赋《吊屈原赋》，抒发报国无门的怨愤之情。在长沙，贾谊仍以国事为己任，一遇机会便上疏文帝，提出建议。这期间，他撰写的《治安策》闪烁着思想的光辉，贾谊也因此被称为帝王之师。居江湖之远，贾谊仍不改其天真性格，这在古今的为官者中还是不多的。

　　公元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不久便被召回长安，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不过，文帝此次没有问他有关治国的方略，只是问了一些鬼神之事。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写诗反讽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次，贾谊未得重任，只是被分派到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后来，梁王堕马摔死，贾谊十分自责，整日郁郁寡欢，33岁时便忧郁地死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贾谊仍不忘国事，他冷静分析当时严峻的形势，上《请封建子弟疏》，并被采纳，为国家作出了最后一次贡献。

　　一位具有着经天纬世之才的思想家就这么殒落了，在故居二楼正厅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手书七绝一首，“贾生才调世绝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悲伤付一生。”也许，梁怀王不死，贾谊同样会早早地死去，他是因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施而死。坦率地说，在中国古代，像贾谊这样性格的人是很不适合为官的，不知变通，不会观色，太过直率。但不能为官，又如何做事，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结不解，沉积在胸，死期也就不远。不过，正由于贾谊不改性格，才博得后人敬仰，不断地来到长沙的“太傅井”前凭吊这位永不成熟的政治家。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萧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