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空间：错失良机的遗憾

　　十五世纪之初的中国，出了一位大航海家郑和。他在几近30年的时间里(1405-1433)，七次率领大型船队出访了当时亚非30多国家和地区，跨洋逐洲，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红河沿岸，最远处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1431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曾刻石纪碑，述其盛况说：“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城，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犯澜，若历通衢者……”此言的确不虚，当郑和的庞大船队在南海、印度洋上穿梭往来之时，欧洲的航海探险还远未开始，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洲际航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举。

　　与明代郑和的远航相比，从时间上看，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伦布的横穿大西洋之行，晚了87年；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晚了一个多世纪；从航行规模和装备条件上看，西方人也是望尘莫及。郑和每次出航，官员、军队、随员、水手和杂什等各类人员，总在二万七千人左右。作为主力的宝船就有数十艘，每艘吨位在2000吨—3000吨之间，再加上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多达200艘；而且船上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罗盘和航海图，完全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大规模远征军，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相形之下，西方航海家的境遇就显得十分窘迫，哥伦布只有三条不大的帆船，旗舰才130吨，另两艘加在一起才150吨，水手总共90名；麦哲伦率领的也不过五条三桅快帆，水手265人，对于郑和的庞伟船队而言，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应该说，历史老人最先给予了中国征服海洋的有利机遇和条件，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欧洲获取了征服海洋的全部成果。欧洲探险家以少得可怜的水手和装备简陋的船只，完成了伟大的地理发现，开辟了从欧洲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从而对整个欧洲的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商业、航海业、工业出现了空前高涨，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继世界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人向世界各地推行着他们的文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极为关键的转折。当然，郑和下西洋突破了封闭地理环境的隔绝，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开创了华侨开发东南亚的新时代，促进了中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可说是功不可没，光耀千秋。而且郑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还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以郑和时代举世无匹的航海实力，且起步又早，却没能营造出改变世界的大格局，没有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同样是面对蔚蓝色大海的呼唤，为甚么历史的契机最先给了中国人，却又在郑和的舰队前一闪而逝？

　　这不得不从郑和航海的政治背景中去寻求答案。原来，明成祖朱棣的帝位来得并不怎么光彩。他是借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炆(即明惠帝)手中夺得皇位的。但据说最后朱棣攻入京都时，“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或云由地道出亡”(《明史.慕闵帝纪》)。惠帝究竟是死于兵火还是出走，成了悬案。这使朱棣耿耿于怀，感到难以安坐皇位。《明史.郑和传》第一句话就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见朱棣派郑和出海，一则为了搜寻建文帝的下落，解开心中疑团；二则又可扬威海外，播德天涯，造成一种“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盛大局面，达到稳定人心，巩固皇位的目的。这表明郑和下西洋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远航。在其舰队背后，是一个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高度稳定而安详的封建社会，高度自理的封建经济无须太多的贸易往来和向外扩张，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加上长期积淀的“天圆地方”、“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所以人们的目光难以雄视万里，超越千古。而郑和作为一个宦官，不过是为皇权所左右的一粒宣示国威的棋子，明政府要他出航，他就起锚，要他停航，他就落帆。既没有肩负扩张的使命，也没有身受黄金的役使，个人的天才完全被僵硬的皇权所窒息。这当然不止是郑和个人及其事业的不幸，也是整个封建时代造成的悲剧。

　　而欧洲人后来居上，赢得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巨大成功，是因为他们的远航带有强劲的、持久的、不断要求前进的和近乎严酷的驱动力，即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存发展而向海外扩张。在这种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尽管伴随着野蛮的屠杀和无耻的掠夺，但在客观上，却加快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那种出于政治需要的远航尽管声威显赫，却不能与西方这种强大社会经济杠杆作用下的远航相比，因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第二，随着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中国迈向远洋的伟大壮举，顿成绝响。丧失了开国初期雄武风流的明政府转而闭关锁国，固守陆地，不仅给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划上了一个句号，而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而这种彻底“禁海”的结果(当然还有思想禁锢)，势必使老大的中国封建王朝不仅不能成为新世界的发现者，而且还使自己无可奈何地沦为被发现者。

　　中国人本来具有充分的优势，惜乎错过了好多历史的契机。彪炳史册的郑和，他的功绩值得我们骄傲，他的失落，则是时代的不幸。人类的一切进步，都首先归结于眼光的超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愿今天处于新世纪的国人，能够以崭新的思想和精神去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大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自香港《文汇报》 文/邓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