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载文：日据时期台湾人的9.18情思

　　中新网9月18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18日刊发《殖民地台湾人的918情思》一文回顾台湾青年宋斐如在9.18事变后的思想和行动。文章指出，宋斐如有关9.18事变的专论与报道，不但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质以及被压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殖民地台湾人对流亡的东北民众感同身受的情思，从而为两岸分断的历史留下一页珍贵的见证。

　　文章摘编如下：

　　日本据台，两岸隔绝36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击北大营中国驻军营房，并在南满铁路沿线全面攻击中国军队。

　　从那个时起，一大片富饶的国土沦陷，千百万的东北人不得不流浪他乡，在寒冷的雪夜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东北人悲愤的呼声紧紧揪住饱尝故土沦陷之苦，前一年6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湾青年宋斐如(1902─1947)的心。在雪夜中，30岁不到的他想到，故乡尚未光复，东北却已陷入敌手…于是他因思乡而失眠了。但是，他并没有徒然感伤乃至于空喊爱国口号；他搜集了各种相关材料，及时地写了几篇有关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

　　1930年7月，作为“新东方学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宋斐如在《新东方》月刊“殖民问题专号”发表的《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极力呼吁日本与中国民众，“为着东方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团结起来！

　　宋斐如接着在1931年12月《新东方》的“最近远东问题专号”，发表了《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与《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等3篇针对918事变的专论。

　　宋斐如认为，日本虽然是与英、美鼎足称雄的三大强国之一，却是个“外强而中干”的帝国主义“大怪物”；因为日本帝国的经济危机已由工商业蔓延于农业而日益急迫，具有丰富资源的东三省可以充当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应地，资本及商品的销纳场所，所谓‘大陆经营’的媒介物。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软的东三省，乃有十二万分的必然性。”

　　当时中国社会主流大都寄望国联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致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变形的经济制裁，从而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这种论调无异于“空中楼阁”。他指出，处于经济恐慌的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在东北的利害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

　　1932年4月，宋斐如还发表了《日本侵略下东省的农业生产》。然而，国难当头，他深刻体悟到光是写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日两国民众团结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依然拯救不了多难的祖国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于是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投奔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其后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

　　1937年抗战爆发，宋斐如怀抱着唤醒同胞要有新的觉悟的心情，发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为纪念9.18而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为了赢得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切实联络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别要设法提携可以和中国协作，共灭日本军国主义的台湾民众。

　　1938年1月，宋斐如再发表《日寇在东北的残杀与暴行》，同时出版《日本铁蹄下的东北》一书。为了纪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编的《战时日本》半月刊制作“东北的现状”专题，发表《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和《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

　　宋斐如有关918事变的专论与报道，不但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质，以及被压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殖民地台湾人对流亡的东北民众感同身受的情思，从而为两岸分断的历史留下一页珍贵的见证。(作者：蓝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