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2014年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前景依然难料

　　中新网1月1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刊载《发达国家之恙(Advanced Malaise)》一文，文章指，欧洲带着大问题走进2014年，而美国的复苏只适用于最顶层人群时，这就是欧美发达国家最大的经济忧郁和困境。

　　文章摘编如下：

　　经济学常常被称为忧郁的科学，对于过去五年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一称谓名符其实。不幸的是，刚刚到来的新的一年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如今，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经通胀调整的)人均GDP比大衰退来临前更低。事实上，希腊的人均GDP比2008年低了近25%。

　　也有少数例外：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停滞后，日本经济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带领下扭转了局面；但是，通缩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困扰日本，走出通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2年，德国的实际人均GDP高于2007年，尽管五年增长3.7%实在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但是，在其他地区，情况名符其实地令人忧郁：欧元区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美国的长期失业率仍高于衰退前水平。

　　在欧洲，增长有望在今年回归，尽管速度将非常缓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产出增长预测是1%。事实上，IMF的预测总是过于乐观：它预测今年欧元区能增长0.2%，实际上可能是0.4%的衰退；它预测美国经济能增长2.1%，实际上是近1.6%。

　　欧洲领导人纷纷祭出通缩，而纠正欧元区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的速度又极为缓慢，因此欧洲大陆前景如此凄惨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在大西洋另一端，我们有理由保持适度乐观。修正后的美国数据表明2013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增长年率为4.1%，而失业率在11月终于降到了7%——五年来的最低水平。五年的低开工数大致消除了房地产泡沫期间产生的过剩建筑。巨量页岩能源储量的开发让美国有望实现长期追求的能源自给目标，也让天然气价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帮助制造业初现复苏曙光。而繁荣的高技术部门也让世界其他地区艳羡不已。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坛也恢复了一点清醒。自动预算削减——它可能让2013年增长降低了1.75个百分点——在继续进行，但比以前温和了许多。此外，医疗成本曲线——长期财政赤字的主因——也在往下走。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0年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 (Medicaid，两者分别是针对老人和穷人的政府医疗计划)支出将2010年所预测的水平低大约15%。

　　有可能，甚至可以说有极大的可能，2014年美国增长速度将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劳动力市场新晋大军而有余。至少庞大的寻找全职工作而不得的人群(大约2200万人)会有所缩小。

　　但我们应该克制乐观情绪。目前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低薪职位，以至于中位收入(在收入分配中位于正中)继续下跌。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复苏，95%的利益都流入了最顶层1%手中。

　　即使在衰退前，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然不利于很大一部分人口。衰退只是让这一现象变得清晰可见。中位收入(经通胀调整后)仍低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1989年水平；而男性中位收入更是比四十年前还要低。

　　美国的新问题是长期失业，如今这一问题影响着近40%的失业者，而美国的失业保险又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失业救济通常只能领26周。在衰退期间，美国国会扩大了失业救济，认识到个体之所以失业不是因为不找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但如今国会共和党拒绝根据现实调整失业制度，随着国会因假期休会，长期失业者也收到了遗弃通知书：2014年伊始，大约130万在12月底失去失业救济的美国人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新年快乐。

　　与此同时，如今美国失业如此之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劳动力参与率处于三十多年未见的低水平。有人说这主要是人口因素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人口超过了50岁，而该人群的劳动力参与率总是比更年轻人群低。

　　但这只是换了一个问题：美国经济从来不善于留住员工。美国工人就像是可处置的商品，如果不能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就会被扫地出门。现在的区别是，这类工人不再是人口的一小撮。

　　所有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坏经济政策和更坏的社会政策的结果，坏政策浪费了美国最宝贵的资源——人的才能，而受到影响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遭到了严重伤害。他们希望工作，但美国的经济制度让他们工作无望。

　　因此，看到欧洲带着大问题走进2014年，而美国的复苏只适用于最顶层人群时，我实在是忧郁不可自胜。在大西洋两岸，市场经济没能惠及大部分公民。这一状况会持续多久？(斯蒂格利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