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逆转“机器化社会之恶”的三大策略

　　中新网5月9日电 台湾《经济日报》9日社论表示，随着信息科技应用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相信不少人在认同它所带来的便利之余，也逐渐感受到一股被取代的焦虑和恐惧。社论指出，经常性工作和人工智能机器间的替代关系，固然难以避免，却不代表M型化社会的问题无解。B&M认为可由教育革新、鼓励创新及财政政策思维转变等三大面向着手。

　　文章摘编如下：

　　随着信息科技应用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相信不少人在认同它所带来的便利之余，也逐渐感受到一股被取代的焦虑和恐惧。

　　诚如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商务中心E. Brynjolfsson与A. McAfee博士(以下简称B&M)于2014年的新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所述，当前全球社会皆面临技术性劳动力(skilled labor)攫取经济发展大多数的果实，而过去熟练地执行经常性工作者，则因效率不比机器，被迫转而从事不需要专门技术，但薪资低廉的劳力性工作，M型化社会于焉产生，也呼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 Tinbergen所提之“不均是教育和科技进步竞赛的结果”。

　　然而，经常性工作和人工智能机器间的替代关系，固然难以避免，却不代表M型化社会的问题无解。B&M认为可由教育革新、鼓励创新及财政政策思维转变等三大面向着手。

　　以台湾为例，一般认为劳动市场供过于求，导致台湾平均薪资成长停滞。但更核心的问题是就业市场的一般性劳动力供过于求，具专门技术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而且，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甚至高于其他学历，也凸显出培育专业智能劳动力的大学教育出现失能现象。

　　因此，在透过技职再教育将部分不具专门技术的劳工转变成技术性劳工或加强产学连结度等方式之外，更应善用当代科技进行数字学习，像是借由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的低成本特性，复制最好的师资、教材及教学方法，并让师生可因课程中的反馈而进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可及性。

　　第二个因应的方式，在于鼓励创新。因为当产品的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后，生产与销售过程的经常性工作将被标准化，并移交给机器运作，致使生产成熟型产品的企业，无法创造新的就业。所以，必须经由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人力需求，才能让旧有产业释放的劳动力找到新归宿。

　　鼓励创新可概略分为重启创业的风潮、鼓励科学研究两个具体作为。成功的创业必须将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成新的生产方式，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达到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以创业离不开科学性研究。实务上而言，良好创业与创新环境必须具备人才、资金及风险承担的进取精神。如同台湾早年成功转向高科技岛一般，“工研院”提供资金和承担创业生产成败的风险、提供人才赴海外受训机会，再由政府建置良好的租税环境与基础建设，让企业家愿意选择台湾创业。

　　因此，若要解决岛内创新动能不足的问题，就必须在台湾公平的法治基础、充裕的市场资金等优质创业环境潜力的基础上，松绑相关法规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并将资金引导至创业领域，方能重获创业环境的优势。

　　第三个因应之道，则是财政政策思维的转变，加强基础建设及重塑租税制度。良好的基础建设(网络、交通、发电、水利等)可优化经商环境，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增进经济成长的潜能，这也是十大建设启动后，台湾经济快速起飞的主因。

　　但如今因战后婴儿潮人口届退，让台湾社会福利支出压力倍增，排挤以基础建设为主的政府投资，使其自2010年至今，已连续五年衰退。若要扭转此一困境，政府不只要提高基础建设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更需灵活调整税制，以支应增加的基础建设。

　　综上所述，1890年后经由电气化开启的第一次机器时代，带动半世纪的生产力快速成长，而当前由信息科技领军的第二次机器时代，不只拥有全面性的革命动能，其对人类文明的驱动力更不亚于电气化的问世；唯一缺憾之处，便是与其相伴而来的不均问题。

　　因此，上述论及的三个面向都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标，便是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点燃经济成长引擎。假若政府能依据如此原则规划未来的经济政策，相信可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亦迎接更平衡的社会所得及资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