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6日电 美国《侨报》10月5日在“周末视点”栏目刊发该报评论员楠石因文章《草船借箭：可以复原的记忆》，全文如下：

　　蔡国强是个光头男人，看上去多少有些像到北京打工的民工。说他是一位视觉艺术家，让人难免有点生疑。但因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焰火表演，他为公众所知了。

　　1957年，蔡国强生于福建泉州。那里有最浓郁的闽南风情，却也是近现代中国“混血儿”的诞生地——伊斯兰教、摩尼教、佛教、道教信众和儒学人士混杂而居，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1295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启航返回威尼斯。我三次去过他的家乡。最近的一次访问，在今年早春。月夜，海边，我想象着泉州港——万船桅樯林立的盛景。

　　蔡国强不是泉州的一个“意外”。他说：“走遍了全世界，我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旅行中，客居在这个世界，好比不同的船停在不同的港口。”1984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尝试用画布上点燃火药后留下的痕迹来创作作品。1986年，去日本留学。1995年，赴纽约。1996年，他的惊世骇俗给曼哈顿留下了一连串的惊叹。

　　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蔡国强展出了他的作品《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108个羊皮筏串成一条巨龙的形状，后面加装3台丰田发动机，永不停歇似地运转着，像在推动着“巨龙”起飞。有评论家说，他用成吉思汗大军征服欧亚大陆时渡江工具的羊皮筏，“嘲弄了西方世界对亚洲崛起的担心”。

　　蔡国强在北京的出现，同样让人惊讶。从中国报纸以《蔡国强？危险！——一个男人的玩火史》为标题对他的报导，可以想象媒体对他的观感。可正是这位“爆炸专家”，却与北京奥组委有着“良好的合作”。中国美术馆是蔡国强回顾展《我想要相信》的第二站，展期几乎与奥运同步，但“比起古根海姆展的三个月，中国展的两个星期显得过于短促”。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恐怕就是他的《草船借箭》了。

　　1998年，在古根海姆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草船借箭》，站在原地惊讶了很久，视觉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他把从家乡打捞的一艘旧渔船作为作品的骨干，捆上草绳，插上3000支箭，船头是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船底是可以望见天花板的旧船板。它被认为是，“典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艺术评论家朱其说，这个装置等于是“把《三国演义》翻译成了英语”。

　　《草船借箭》“登陆”北京，据说是从纽约现代美术馆搬过来的，“单单搬它就花了几十万美金，而其体积之大使得中国美术馆必须拆掉大门才能让它‘驶入’”。它可以被展出的代价是，要拿掉船头的中国国旗，对此蔡国强声称：“作品是活的，被不同的时空喂养”。当然，这件作品也很难说是原来的那个《草船借箭》了。这是我不愿走进中国美术馆，再次仰望它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情，我想我再也不会复原初睹它的感受。

　　9月17日的夜晚，北京残奥委会闭幕。闭幕式以《给未来的信》命名。整个晚上，“鸟巢”里的人都在“写”这封信。由2000名演员扮演邮递员，从9万观众手中接过绝版的明信片，投寄到邮筒里，18日由北京邮政局正式投递。据称，这些信是“写给当世的纪念”和“写给明天的寄托”。

　　闭幕导演张继钢说，“无论是唱的歌，跳的舞，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进行”，有“童话般的风格”。但是，拿什麽托付给未来呢？在“北京奥运时间”终止的时刻，“三鹿”奶粉事件爆发，矿难接连发生……“大悲大喜”(温家宝语)，同时而至。就是在那个夜晚，我再次想起了《草船借箭》。

　　我不认为蔡国强在嘲弄当下的中国。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草船借箭》的偏爱：“这艘船既有暴力的伤痛，同时又硕果累累，既承重，看起来又十分轻盈。”而我却在记忆的屏幕上，慢慢地复原了初睹它的震惊。评论家说，它是“遍体鳞伤的成就”，蔡国强曾经说，“那艘船就是我自己”。悬挂在高大的厅堂，它供人们去观瞻，去仰望，去叹息。

　　1998年，在走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为这艘伤痕累累的古船感到的伤感，已经犹如涓涓之水淌进了我的血管，会一直散发浅浅的疼痛，终生无以摆脱。蔡国强说：“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小时候受到美国登月的影响，为自己的瘦弱感到悲伤，觉得到死了都做不了宇航员，不会到宇宙去。你去寻找一个你可以离开重力、在时空隧道随意来往的方法，这就是艺术，只有它可以帮助你往返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精神层面，不同的文化，以及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至少《草船借箭》之于我，是可以被修复的记忆。只是，不在童话里，而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那里，有人的生命价值。

　　人类生命的救赎，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