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记忆的载体，而建筑可以把每个人的个人记忆和感情空间和视野转变成一种共同记忆。目前欧美学术界和文化界，建筑与文学大师对话几成一时风气。

　　近月来，我沉迷于研究建筑，不可自拔。然而，作为一个毫无专业训练的外行人，我往往也时常自省：我凭什么资格来评论城市建筑？答案也很外行，原因有二：一是我真正关心我们都市人的居住环境，因为食衣住行这四样生活大事中，至少有两样——住和行——和建筑有关；二是我在我的专业领域——文学——中也发现不少与建筑相通之处，从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巨匠》(The Master Builder)到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都以建筑师为主人翁，而文学批评和理论之中以建筑为题旨的更多，甚至近年来的时髦理论如“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皆与建筑脱不了关系。

　　在目前欧美学术界和文化界，建筑与文学大师对话几成一时风气。然而，据我所知，华人世界中，恐怕只有台湾和新加坡似有此趋势，中国大陆的人文学人和知识分子鲜有人对建筑感兴趣，而建筑师写公共论述性文章的更少。这两种“专业”为什么在学院内和学院外未能经常对话？

　　在香港，我勉可算是少数投身向建筑界请教的文化人之一，九月参加了一次威尼斯双年展后，获益更多。然而，在我的同行友人中，也找不到愿意倾谈建筑的人，只好自己先在本栏“独白”。

　　如今，“西九龙”计划势将拍板上马，但尚未提建筑方案和招标程序，是否又再先来一次好大喜功式的地标设计？

　　也许，香港人的思考方式非常实际——讲求功能和经济实效，唯独我这个人文主义者故意作天马行空式的空谈，说点建筑和文学对话关系的必要性。在“行空”之前，先举一个实例。

　　上文提到，在威尼斯双年展的西班牙馆里看到不少建筑设计引用文学的句子，不禁使我想起今年六月间在纽约参观的一幢崭新摩天大楼——世贸中心七号(二零零六年建成，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幢在原址重建的大楼，共五十二层)。我和妻子进了入口大门，赫然看到接待厅墙上的一行以电子仪器闪出的斗大文句——不止一句，而是一句接着一句，不停地自左向右移动，我本能地想拿出笔记本抄录，因为句子太精彩了，皆是出自古今纽约各行各业的名人，包括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但皆未注明出处。为什么有此设计——把文字嵌加(inscribe)在建筑空间之中？试问香港有哪一幢大厦(勿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有此“设备”？况且文句中没有一句是商业广告。

　　这就是文字的魔力——以文字唤醒纽约人和访客的“集体回忆”，即使没有回忆，至少也制造一点人文气氛。人文主义的基础和文字的基本来源当然也是文字。

　　近日读完一本小书，颇有所感，书名叫《Writing and Seeing Architecture》(书写和观看建筑，我读的是法文英译本)。这本小书是两个法国名人的对话录，一位是建筑大师波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一位是文学评论和小说家菲利•索勒(Philip Sollers)，两人谈的都不是专业内行话，而是从中引经据典，将之和建筑拉上关系，这当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玩”的东西，但两人依然言之有物，甚至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波赞巴克的观点更令我折服。

　　波赞巴克说：现今我们已经进入都市文化的“第三纪”，早已过了为文明奠基和为将来创新的时代，在这“第三纪”，我们只能把这个世界重塑和改观，而不能开创；我们甚至更要使这个世界“再生魅力”(reenchant)，因为两个多世纪的“现代性”发展早已把生活“去魅”了。所以波赞巴克特重语言，他认为语言是记忆的载体，而建筑可以把每个人的个人记忆和感情空间和视野转变成一种共同记忆；他说：二十世纪还是一个创新的时代，那个时候无此必要，也不必成为参照点，而现在呢？

　　“现在不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参照系统的现今，历史不是早已变成古董就是改装成游乐公园，然而，在城市，历史就是我们的将来，历史建构所有的思想；它老是回来，虽然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们今日所处所为是来自何处”，所以“建筑就是把时间具体化”(Architecture is time made concrete)，或用巴希拉(Bachelard)的话说，“空间也是如此”(见该书英文本84—85页)。波赞巴克又引用老子的话来证明：其实，空也可以是“实”的，用现代话说，这个实字，并不表示具体的建筑材料，而是一种心灵空间的真实性。

　　也许香港人认为这些话都是空谈，但我觉得还是发人深省的，没有“空”谈，何来“实”感？有时候，有内容、有深度的“空谈”也是从实际人生经验中悟出来的，所以西方有不少建筑大师，而我们只有贝聿铭。妙的是，波赞巴克和索勒都大赞贝聿铭。

　　(摘自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二卷四十四期 作者：李欧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