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鲁迅的翻译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很可能就是他关于“硬译”的实践和主张，特别是他同梁实秋的辩论，想起他那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后收入《二心集》)。文学有无阶级性，是个很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问题，而翻译可以采取哪些路子则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当时被扯在一起来讨论以至大开笔战，自有那时具体的背景；现在早已是另一种语境了，当然要分开来加以讨论和研究。

　　让不少人想不通的是，鲁迅为什么那样坚持“硬译”──读起来很不流畅，甚至头疼，这又何苦呢。此事说来话长，这里不妨先行指出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就是鲁迅并非一味讲“硬译”，相反地，在某些场合，他是很强调意译，强调译文应当流畅易读的。

　　空口无凭，请举例以明之。

　　例证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学了一段时间后，就让她读德国籍匈牙利女作家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1883─1951)一部童话《小彼得》的日文译本(林房雄译，东京晓星阁1927年版)，并试译为中文──这是鲁迅独特的授业解惑教学法了。于是许广平边学边译，其译稿由鲁迅大加校改，形成了夫妇合作的一大纪念品。这部译稿于1929年11月在上海春潮书局出了单行本，后来收进了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和此后的《鲁迅译文集》。

　　解放后许广平回忆当年的情形道：“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鲁迅回忆录•我又一次当学生》)现在我们看几乎是鲁迅重新翻译的《小彼得》一书，用的完全是意译的路径，译文非常流畅易懂。既然预计的读者是儿童，当然是这样来译才合适。鲁迅在译本序中写道：

　　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由此可知鲁迅何尝不能意译，又何尝不知道意译自有其妙处和非如此不可的地方。“硬译”与意译，这两手鲁迅都很硬。

　　例证之二。也在二十年代末，有一位大学生向鲁迅主编的刊物《奔流》投稿，寄来的是他翻译的契诃夫的剧本《粗人》(通译为《蠢货》)；鲁迅审读该稿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来稿的毛病是“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鲁迅1929年6月21日致陈君涵)。剧本是要上演的，为观众着想，完全用直译的路径来翻译显然不合适。稍后鲁迅又得知该剧本早已有人译出，于是这份译稿就没有采用。

　　不必再多举其它例子，这些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鲁迅并不认为“硬译”是唯一或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倒是需要意译。由此可以推知，鲁迅有时大为强调直译以至“硬译”，必有他深刻的思考和用心，而决非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与读者为难；同时也不是他自谦的那样，是语言的功夫不够，只好“硬译”。

　　那么实行并鼓吹“硬译”的依据何在呢？鲁迅在发表其译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时有一段《译者附记》，其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原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1929年2月15日《春潮》月刊第1卷3期，后收入《文艺与批评》)按这篇论文是鲁迅从日本杉本良吉的日译本转译的，凭鲁迅的日文水平，如欲意译，完全不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

　　可知“硬译”的主要依据在鲁迅痛感“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想通过译文引进外国的表达方式来改进和丰富它。既然中国文不够精密，有些语气表达不出来，所以有必要引进欧化的句法，“硬译”乃是促使中文增强其表达力的手段之一，而供知识精英阅读的文本正是从事这种引进的特区。鲁迅不在童话、剧本等搞“硬译”而专门安排在这里进行，真所谓用心良苦。这一层意思在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也有说明：

　　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加了新语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寻找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指头，就懂得了。

　　鲁迅指出，现在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翻译进一步从外文中吸取营养，千方百计地让汉语更加丰富起来。既然“硬译”带有某种实验的性质，由此而带来欧化的文化句法词法，有些可能被接受，慢慢就成了汉语的新传统；另一些实在无从接受，那就听其被淘汰。事先不能保证引进的东西全是好的，只好先引进来再说，一切让历史来决定。这一层意思鲁迅在写给瞿秋白的一封信中说得最为透彻，鲁迅指出，以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为预期读者的译本，可以采用“硬译”的方法──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据为己有。

　　……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这里充满了辩证的思考和身先士卒的开路精神。鲁迅在语言问题上反对故步自封，主张与时俱进。同时他也决不认为自己的译本是什么范本，其中有些也许能够为汉语所吸收，这就是贡献，实在不能吸收的，就淘汰。鲁迅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历史进化途中的“中间物”，只要能推动汉语更加富于表现力，自己心甘情愿做一个试验品。

　　这也就是实行“拿来主义”：从外国拿来的东西经过考验，“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拿来。提倡“硬译”的用心，无非在此。看看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比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来，那是丰富得多了，这乃是许多像鲁迅这样的先驱者不断“拿来”不断奋斗的成果。现在有人用相当欧化的文句写文章，却对鲁迅的“硬译”说三道四，多有指摘，似有数典忘祖之嫌，令人啼笑两难。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