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太喜欢读清朝的历史，这大概源于对这个王朝缺乏认同感，何况，虽也有让影视编剧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但它更多让人想起的却是鸦片、赔款、八国联军以及繁琐的木雕家具、有些怪异的宫廷服饰。相比秦皇汉武的功绩、宋瓷的灵秀、明式家具的典雅，这个朝代对我而言乏善可陈。

　　不过，好在历史并不会真的如此单薄，数百年的岁月并不是几个符号可以替代的，撇开大历史的背景，数百年中走过的人各有自己独特的精彩。

　　清末的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在这个时代的拐点上，各派改革家纷纷上阵。若从时代转型需求的角度来看，辜鸿铭并不起眼，历史教科书也许会把他这样的人划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一类。但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放开非此即彼的标尺，历史人物往往会呈现出他的另外一面。

　　1857年，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他的父亲是个华侨，母亲是西方人。辜鸿铭少时表现出过人的聪颖，他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十分喜欢他，就把他带到英国接受系统的教育，在他24岁回到故乡马来西亚时，已精通英、法、德、意、奥、拉丁、希腊文，并获得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等多个学位。

　　才华横溢的人或许在哪个时代都不少见，但既有才气又有独特个性魅力的人就不多了，辜鸿铭不仅颇有才气，行事也很独特。这样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精通西方文化的人，在饱读中国传统经典后，完全爱上了中国文化，并且最终还成了一个彻底的保皇派。

　　辜鸿铭与中国文化真正结缘是在他从西方学成回到故乡之后，当时恰逢国学权威马建忠也在马来西亚，两人初次见面即相谈甚欢，马建忠的国学造诣极深，辜鸿铭被他的言论深深打动，开始学习汉字，阅读百家经典，甚至脱掉了西装，穿上长袍马褂，模仿清人留起了小辫，以致后来他任教北大期间，他的遗老着装成为北大一景。关于辜鸿铭研习中国传统经典的热情，还有一则小故事。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门下做洋文案，一天，张之洞做寿，大宴宾客，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都应邀参加，当时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在其中，张之洞向辜鸿铭介绍道：“沈公是当代泰山、名儒，他的聪明学力，当今无人能及。”年轻气盛的辜鸿铭表面施礼问候，内心却暗暗不服。席间，他故意大谈西学，而沈曾植却一言不发。直至实在按捺不住，辜鸿铭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辜鸿铭十分羞愧，然而，后来他却暗下苦功，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也依然受邀到场，听说沈曾植来了，辜鸿铭令人把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曾植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鸿铭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短短两句，即将一身的傲气与志气和盘托出。而留在我心里的，则是一颗想要弄懂中国文化的心。

　　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性，使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对当时的西学风潮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说，中国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倒是新兴的西方需要到中国文化中寻找能够使其保持繁荣的策略。于是，他狂热地推崇中国的儒家精神，讽刺那些对西方制度照般照用的人。

　　对于维新派的康、梁等人，辜鸿铭认为他们只是好事之徒，搬弄一些西方人唾弃不要的东西糊弄朝廷；对于严复、林纡等翻译家，则讽刺说他们只喜欢洋装的新书和那些令人费解的洋人；对于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辜鸿铭更是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狂放的人，魏晋名士就以真性情为后世称道，不过，细看之下却难以避免某些造作的嫌疑，正如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其实这种所谓的“放达”，在今天看来，单单是不顾一切历史与现实，自以为仰天地灵气即可成就自我的理想，就已经是笑料了。而辜鸿铭虽有我行我素的狂放作风并带着一些胡搞蛮缠的孩子气，但从他对学问的踏实和历史的崇敬中却足以瞥见一丝文人的真性情。

　　美国著名学者艾恺曾说：“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这样的评价我以为有些言过其实，辜鸿铭算不上大智慧者，但却是一个颇为真诚的人。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张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