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版平台“文化工房”前不久联络老中青三代作家，借香港尖沙咀商务印书馆举办“记认作家的方法”研讨会，近百名读者出席。香港文化界活跃分子，包括文学研究者、评论者和作家，当晚都露面，与读者现场互动，细说世代脉络，也谈文学出版的难度与维度、报章副刊和文艺版盛衰史、文艺笔战。

　　会上，嘉宾﹑作家和编辑许迪锵说：“有位作家写道，许多香港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可能是因为作家和传媒人‘相濡以墨’。本是相濡以沫。如果是作家运用匠心，“墨”字其实未必用得好：“本义解作两尾鱼互吐口沫、维持生命。互相吐墨的话，就会变作‘花猫’……。”

　　许迪锵以此比喻作家与评论者的关系：“他们要么相濡以沫，犹如我朋友戏称某些作家组织为society of mutual appreciate，译作‘互相欣赏协会’吧。(笑)这协会会员相当多，不过我相信在座各位，应未有资格入会，或被踢出协会吧……要么相濡以墨，互相批评。我想，相濡以墨是重要的。”

　　主讲嘉宾小思(卢玮銮)多年致力于香港文学研究及教育工作，连结文学脉络的纵向与横向，面向学院也面向民间。当晚她首先发言：“我是读者，也是老师。我从来没写过文学评论。”

　　小思一直关心文学评论的出版状况，认为读者需要这一类书。她发现，好些文评书往往被市场拒之门外，理由就是文评没有“市场”(不好销)。但这种拒绝也并非说明出版社不重视学者。而小思构想推出的“文学散步”，恰是文学教育历来最具启发和创意、让文学融入生活，旧作也修订再版。这说明：书籍在“市场”的生命力需要更大的环境方可延续。

　　另一主讲嘉宾叶辉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办报，编过大量报章杂志和丛书。他曾目睹出版业的不景气：“今天，书籍生命越来越短。新书出版后第一周，平放在书店的书柜。第二周，为了节省空间，或让位‘有市场’的书。第三周，退书。第四周，书不好销，囤积在货仓里。”

　　如何处理？叶辉举起手，做出刀劈的姿态：切纸。把书交给废料回收站循环再生，“书生书灭”说法当然充满戏剧效果。

　　小思也回应说，香港确患了一种病——“视书为纯商品”的视力疾病。市场与书彷佛不具备“质”的准则，具素质的书籍往往难以有合理“回报”。可是，要文化书面向市场也有受过批评：文化工房创社推出的口袋书《书到用时》至今已再版，并入选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却被有些学者视为“迎合大众”之举。对于锐意贴近更多读者﹑雅俗共赏的作品，小思提出一种可能：“学者其实也可调整内容与形式，让作品得以出版，让更多人接受？”

　　难道，学者的精神活动真的难以跟出版界接轨？嘉宾﹑作家昆南四十多年前已出版个人作品，当年正是以自主出版形式，骑自行车穿梭北角街头报摊与小书店；两个月后再骑单车前往，并非再次派书，而是“收数”，好不“江湖”，但却奏效。昆南创作和出版的经验向来是文学界的指路灯。

　　昆南在会上称赞诗人洛枫说：“这年代像洛枫那样对文学坚持的人，甚少。”在出版风格上，二人其实也有相似之处。洛枫也采取自主出版的方形，用写张国荣评论集的收入，补贴“没有市场”的作品的印刷费。

　　嘉宾﹑作家董启章也对这种形式甚感认同：“既然大众传媒和某些出版社未能提供文学评论发表空间，我们可以不依赖这些，像文化工房这类可供自主出版的出版社，又善用网上资源推广……许多年轻人也爱上网看书，他们看到宣传后，或会到书店找这本书。这将会是很有潜力的传播途径。”由出版社负责编辑费和宣传费，作家可自行决定内容，尤其文评，免除被删改的命运是很重要的。“那时(九十年代)传媒有空间，供我们写评论，最常写的是书评”。

　　董启章回忆当年杂志与报章定期约稿，让作者有稳定空间，在评论中可自由表达个人好恶。他有一整年从事评论写作，有时甚至因一篇书评与作家打笔仗。

　　常打笔仗的汤祯兆，战场不在香港，而在内地。早前，汤祯兆在内地报章与导演彭浩翔笔仗数周，非常“过瘾”。汤自称是“文学逃兵”，现专攻文化研究及旅游题材。汤祯兆认为，香港作家要面向内地，感受竞争：“跟他们比较，我们才有进步。”于香港作家来说，他的建议甚有价值。

　　除了董启章和汤祯兆，可称为八九十年代作家的，还有主讲嘉宾陈智德。近年，他在《明报》连载“香港文学小辞典”备受关注，在文中分享不少文学研究的成果。他认为大家不必视“文学评论”为闷东西，重新界定“评论”是甚么？它的技术基础是什么？“换个角度看，我们日常所接触的节目，都有评述角色，有的说得动听，有的说得沉闷。”如何让人觉得文评有效用﹑具体，是他所关心的。

　　文评的意义就在于发掘评论者的独特观点：“有些看法，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曾清楚：原来可以那么解读自己的作品。这种评论便好看了。”诗人王良和发言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有时，评论家看过作品后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是作者也想不到的。洛枫评及我诗中常有‘中心’一词。”王良和因此再读自己的作品，才发现确是如此，一直不自觉地运用余光中、里尔克、罗丹等供他的养分。

　　诗人饮江举六十年代的例子，坦承面对评论的恐惧心态：“有些(作品)你喜欢被提及，有些(作品)不希望被提及。我记得当年有个人经常评诗，好些诗人都想：‘如被他提到，便糟糕了！’。”这则有趣的心理描述，说明作者对文评家的素质要求，也反证他们价值的所在。饮江记得洛枫曾提到他的诗有俗套成分，风趣地说：“可能通俗就是我的本质，也不可知……洛枫善意地为我的诗‘自圆其说’。”

　　(摘编自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二卷四十七期 作者：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