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当今世界各国人们所熟识的生产、生活用品。但在整个人类历史社会相当长的时空运演中，它的生产技术一直为东方王朝所独享，并为中土争得无限荣光。

　　由陶至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变迁，公元七世纪中至十世纪初，是煌煌唐帝国时期的陶瓷艺术。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称帝，大隋王朝如扬州城里树梢枝头的琼花般飘落，新帝国像旭日般升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影响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的新文明开始登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唐帝国的物质文化和典章制度成为当时亚洲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向往。在物质文明中陶瓷、丝绸无疑是最重要的。由洛阳起经长安、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直入大漠，进而西行过中亚至爱琴海岸的路上商道，因以丝绸输出而得名“丝绸之路”。由扬州起经泉州、海南一线、南海诸路泛舟南洋、斩波西去入印度洋过南亚次大陆抵红海阿拉伯诸国的海上商路，因以陶瓷运输为主而得名“陶瓷之路”。

　　这两条商路，应该是那个历史时段人类商业交往最重要、最繁忙的商道，随它的延伸移动，数不尽的黄金、白银在商人们手中换位。丝绸和陶瓷也随之传播到万里之外遥远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北部。

　　唐代陶瓷在今天世界各地，从非洲海岸到南洋群岛，从朝鲜半岛到日本诸城所出土的大量标本器物，可以想见其当时传播之广，输出之巨。所以对唐代陶瓷的认识，应先从外销开始。唐代最著名的外销陶瓷窑场，为“长沙窑”。

　　此窑因地处湘江岸边古铜官镇，所以又名“铜官窑”，后因周边窑场层出，扩大范围而定名“长沙窑”。“长沙窑”以褐黄釉为主，兼有铜红、铜绿、黄釉、点彩、模印、贴花等釉色及装饰工艺，开多种釉彩陶瓷图案装饰之先河。

　　其制品图案多椰枣、胡人、狮舞、节带等异域风格，倍受异国用户的欢迎，因而也成为早期外销陶瓷中最大宗的输出品，直至今日在海外仍多有留存。

　　“长沙窑”外，唐代陶瓷对海外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三彩”，这种酥胎低温的铅釉陶制品，向西流入伊斯兰世界而影响当地产生了有独特西亚韵味的低温“波斯三彩”；向东经朝鲜半岛入扶桑在东方列岛上变化繁衍出“奈良三彩”。这些异域三彩虽不及中土三彩灿烂艳丽，造型华美，但是其强烈的地方风格及一些特有的矿物颜料，如钴蓝的使用，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土陶瓷生产的变化。

　　“越窑”窑址在今天余姚上林湖一线，唐代此地出产的青瓷有纯色、也有划刻花的，名动海内。在顾况、陆羽、孟郊、施肩吾、许浑、皮日休、郑谷、徐寅、韩偓、陆龟蒙等的诗词文章中也都多有褒誉。

　　其中以青色瓷最为出名，有些形制规整，釉面纯净的器物更被称为“秘色”，有学者考证以为“秘色”是指秘草的颜色，但也有学者以为“秘色”是指仅能宫禁皇廷使用珍罕的秘密瓷器。1972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与释尊指骨舍利伴出了皇家供奉物账上明确记名的“秘色瓷器”，由此可知，“秘色”器为皇廷秘玩使用，并非世人空想。

　　浙江青瓷的规模化烧造，釉水的独特使用，体现了南国水绿山青的地貌与人文。而唐帝国皇都长安、东都洛阳之间与周边的窑场烧造，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帝国气度的恢宏。前述“三彩”，在帝都周近的烧造更加灿烂夺目，冥丧用器多为订制，俑偶之类大者体量近于人等身；日用器皿小者不及鸡卵，然无论大小皆规整有加。除三彩外，巩县白瓷、邢州白瓷皆为北方陶瓷之上上选。

　　巩县白瓷以周边煤矿开采伴生之白矸土加以黄河岸旁的黏土合成坯料，器表涂抹白色化妆土增强了成品的白度，最终烧成品胎骨坚密厚重，釉面肥润，造型较大，如瓶、罐、钵、壶等常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白瓷的出现，使从西亚沿丝路进入中土的钴蓝料，也被使用到了陶瓷绘画装饰上，就已经发现的考古及沉船材料，可以基本确认这类白瓷绘钴蓝料的瓷器出自巩县，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唐青花”，而巩县的地理环境和烧造规模及技术，也使其有可能成为这类器物最有利的出产地。巩县白地钴蓝器也成为后世享誉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的前驱。

　　邢州白瓷以当地所产瓷土为主料，胎色洁白细密，迎光欲透，釉水细净局部泛淡青色，器形以秀美见长，多壶、杯、罐等水、酒器，特别是刻“盈”、“大盈”、“翰林”、“供使”等诸款者，为官廷专用，世所少见，这类精细制品在海外规模贸易中未见。邢窑至唐末衰落，而后由临近区域定州曲阳的白瓷替代，定窑白瓷此后冠绝天下。

　　唐代南卓《羯鼓录》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里所谓的“鲁山花瓷”就出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段店区域。这类花瓷主要以黑(褐)釉点涂乳浊釉斑块形成器表装饰组合，有黑(褐)地蓝斑、白斑、花斑等等，色彩艳丽灿烂，如云雾，如彩霞，极尽美艳之姿态。这种花釉瓷对而后出现的钧窑乳浊窑变，起了嚆矢之功。

　　巩义周近芝田镇所出绞胎瓷以摹仿木石纹理变化，充分体现了自然之美，开中国陶瓷胎色变化装饰工艺之先河。这种装饰同古代埃及的绞色玻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不否认北非的这种纹样风格当时借丝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实物东来，而有了重要的借鉴。

　　除上述这些窑场外，四川邛崃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洪州窑、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等等，也都各有特色。四川的邛崃窑以彩斑花瓷及乳浊釉见长，其釉色变化及装饰手法同当时重要的外销窑场长沙窑有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的沟通应来自于绵绵长江的黄金水道。安徽寿州窑以黄釉最为闻名，尤其是剪纸贴花黄釉器为当时独步。江西洪州窑多烧青釉制品，器形规整硕大，在南方窑场中少见。

　　至于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多烧黑瓷，就各自当地特有的粗砂黏土加肥亮之黑釉，两窑之黑瓷在唐时分外耀眼。疆域的广阔也决定了王朝各地都有可能广泛的烧造陶瓷制品，甚至有许多可能的窑场烧造地今天都不为我们所知，对唐代陶瓷的烧造窑场的研究和对唐代陶瓷艺术的研读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用心。

　　有唐一朝，帝国版图空前辽阔，社会环境极尽开放，胡风西雨东来，所以在中土文明里也就多了些异域情调。这种情调自然或多或少的体现在了那时的手工艺制品上。因而当时东西方的融通交流，是最值得世人注意的。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望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