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9日电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文章说，陈水扁究竟该释该押？以有色眼镜质疑法官“纵扁”或检察官“囚扁”，实无益司法进步。其实，检视欧阳修名闻千古的“纵囚论”，即可以得出有助于司法进步的检验标准。

　　原文摘录如下：

　　“纵囚论”力驳唐太宗纵囚，最关键的见解即是“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一语。此语虽铿锵有力，却是以身份决定处分的封建思想，实不适于平等、事证(真相)至上的法治社会。

　　从此来检视法官究竟是宣扬人权的“释扁”，或是假人权之名“纵扁”；检方究竟是想“囚扁”取供，或依法“押扁”追求真相、实践正义，就再也清晰不过。

　　例如在初次移审庭中，检方(或因论述时间不平等)并未提出具体可能串证事证，致让外界质疑想藉“囚扁”来办他案。但法官以“扁乃‘总统‘之尊、不会逃亡”作为释扁论述主轴，更是充满封建思想、毫无事实根据，绝非法治原则。

　　法官的“不进步”，其实也造就了后来检方抗告书的最精彩核心：揆诸历史与国际，涉贪的“元首”更会逃亡，知名的如秘鲁的藤森与泰国的他信，多如过江鲫。

　　昨天二次移审庭，最值得重视的其实是检方为“补漏”所提的新事证，多围绕着陈水扁可能逃亡、勾串、灭证甚且恫吓的关键争点；反观扁方，从初次移审庭迄今，仍是以“政治力介入”为基调，对于多数争点，不是避之不谈，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检视法官二次“释扁”的八大理由，似乎也已注意到初次释扁理由的薄弱，而从事证方面回应检方；但遗憾的是，法官对于事证的判断，显然不食人间烟火(例如支开随扈独处，当然就有可能逃亡)，更有跳脱听讼中立角色、主动帮被告找理由之嫌，无视于被告答辩的薄弱。

　　陈水扁不是不能释，但全民都有权利知道究竟释得有没有道理？究竟能否禁得起法治社会的检验。如果禁不起检验、假宣扬人权行“纵扁”之实，又与假仁义之名纵囚的唐太宗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