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自标置的匈奴与突厥

　　所谓国书，是指由甲国国君署名致书，交由使节传达给乙国国君。乙国国君收受国书后，答书致意，交由使节带回转呈甲国国君。国君为一国之首，在对外关系上即代表着国家，因此，由国君署名致书他国国君时，彼我的称谓即牵涉到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定位。

　　汉文帝时，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国书中说：“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朝君主自称皇帝，称匈奴则为大单于，此二种头衔乃双方各自认定的称呼，因此，汉朝国书可说是遵循了对等往来的原则。不过，匈奴的老上稽粥单于在汉降臣中行说的煽惑下，回致汉朝国书时却倨傲其辞地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于匈奴大单于之前，自抬身价，明显地逾越了对等的界线。

　　无独有偶，隋文帝时，突厥与隋之间的国书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突厥因内部纷乱，对外数为隋所败，沙钵略可汗向隋请和求援。一开始，在致隋的国书中，沙钵略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其中从天生、天下贤圣天子二语，显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讳，因此，隋文帝答书时将称谓改为：“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隋书•北狄传》)

　　沙钵略可汗的本名为摄图，即位后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始波罗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发音与沙钵略相近，隋以沙钵略易替始波罗，疑两者乃同词异译。

　　沙钵略可汗后来向隋称藩，原本的国书变为上表，称谓也随之改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此中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略有异文，可暂不论，重点是沙钵略称臣，并具名为摄图，乃是以臣子上表于皇帝的格式，显示隋与突厥已从两国对等，转变为君臣上下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匈奴和突厥外，四方诸国也有因致书无礼而被中国天子拒斥的，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倭国。隋大业三年(607)，倭王遣使致送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蛮夷之国竟敢与中国天子半分天下，平等对称，炀帝看了很不高兴，对鸿胪卿下令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东夷•倭国》)

　　敌对中释出消融彼我的善意

　　南北朝时，中国处于两大政权分裂对峙的状态，双方私下虽然相互以索虏和岛夷讥称对方，或贬斥对方是伪政权；然而，当南北通和，遣使交聘往来时，彼此的国交关系却是对等的。南朝与北朝在外交上相互承认为匹敌之国，在接待交聘使节的规格上，比其它的藩国使者来得高，国书的称谓上也是遵循敌国之礼，两国国君是处于对等的地位。传世的北魏太武帝《与宋主书》因颇有删节，已看不到书首的称谓语及书末的署名，但从内文里常见之彼我、彼此对举的用法，如“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其中“彼”是指宋文帝，“我”则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称，可知双方是立于对等的地位在对话。

　　这种彼、我相对的用语，在梁与东魏通和时仍被使用，国书中常写着：“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其后，梁武帝去掉了“彼”字，只自称“此”，以表示不见外的意思。东魏在回报国书时，又将“此”去掉，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进一步消弭了“彼”和“此”在字面上所产生的对立感。这个套语后来也被梁朝采用，成为南北国书往来依循的体式。

　　不过，这种良善的互动关系，在陈后主时却被糟蹋了。隋文帝篡北周后，大举兴兵攻打南朝，听闻陈宣帝去世，立即班师回朝，并遣使吊唁。在国书末尾，隋文帝以敌国之礼署名杨坚顿首，陈后主的答书却倨傲地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南史•陈本纪》)

　　无礼之处不在于彼、此的对举，而是“统内如宜”与“宇宙清泰”之间的境界落差。“统内”所指的疆域远不如“宇宙”来得辽阔，“如宜”的治绩也无法望政治“清泰”的项背。这事惹得隋文帝相当不高兴，底下的臣子认为君主受到侮辱，纷纷上表请求出兵征讨。陈后主徒逞笔墨之快，却未料到反而加速了亡国的脚步。

　　国书称谓中的强势与弱势

　　中原王朝一向以上国自居，视四方诸国为蛮夷之邦，诸国遣使朝贡的国书中若卑辞奉承，满足上国平绥四海、协和万邦的虚荣心，中国往往予以嘉勉受纳。例如北魏神龟年间(518～520)，波斯遣使到中国，在国书中说：“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魏书‧西域传》)

　　波斯国王居和多(推测是KavâdⅠ，488～496、498～531年在位)崇奉北魏皇帝是大国天子，天命所锺，并祝愿国祚长远，其下由国王具名，附以“千万敬拜”的礼告敬辞，明显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波斯遣使的恭顺态度受到北魏的嘉纳，此后得以常遣使节到北魏朝献。

　　国书中的称谓，一般是由两国互动、协议而达成共识，当两国处于敌对竞争的态势，称谓因涉及国家的主权与地位，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冲突。然而，对于地处偏远的小国，只要他们愿意卑辞称藩进贡，尽管用了一些当地性的、宗教性的词语称呼中国天子，似乎也不致引起争议。

　　例如南朝宋时，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称宋帝为“常胜天子陛下”(《宋书•夷蛮传》)，并将他比附为佛教的大悲救世主，五体礼敬，稽首问讯。其它各式各样的称法如下：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大宋扬州大国大吉天子、谨白大宋明主。宋朝时，于阗国的国书也很特别：“于阗国偻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外国传》)

　　在长长的称谓中，完全没有点出宋朝皇帝或天子，而是以较为素朴的概念作称呼，如田地主、大官家，有趣的是，竟还向宋朝皇帝攀姻亲关系，叫了一声“汉家阿舅”。四方夷国遣使来朝，只要态度恭顺，泱泱大国的天子对这些特异称谓也就不多计较了。

　　宋朝时，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数变，在双方的国书称谓上也有所反映。初时，双方为对等敌国，国书的起首为“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或“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大金吊伐录校补》)。钦宗时，由于金、宋之间为伯侄关系，因此，国书中便见“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桓”为钦宗的名字，作为晚辈，连皇帝名讳都须附上了。最后，钦宗向金国投降，降表中一开始即称“臣桓言”，末尾则是“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连纪年都改奉金国的正朔，实道尽亡国之君的无奈与悲哀。

　　(摘编自台湾《历史月刊》251期 作者：蔡宗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