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片《澳大利亚》(Australia)中，令我恍惚的情节是白人土著混血儿努拉，如何千方百计地逃离白人警察的注意力，甚至赔上母亲的性命，却还是与数十名混血儿一同强行送往摩林更岛隔离。后来在赶牛人等的协助下，努拉与众混血儿才在日军轰炸下逃出生天。

　　最后一幕是牧牛场白人女主人莎拉(妮可基曼饰)放手让努拉走，让他回到祖父乔治国王的怀抱中，前往大森林完成原住民的“成人礼”。脱下文明的外衣的祖孙俩逐渐在荒漠的大地上消失。

　　这个镜头令我联想起十几年前独自背包前往澳大利亚最北部的达尔文旅行，在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内，第一次亲睹衣着斑斓赤着双脚的土著母子的震撼。那是一种人物与时空不符的巨大落差与错位。后来走到卡卡都国家公园，看到好山好水，才找到了这些人物最初生活，及应该生活的地方。

　　不知几万年以来，这块土地属于他们，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水源、如何度过沙漠。然而，欧洲白人在18世纪来了以后，他们遭受屠杀、殖民、侵犯和掠夺。

　　澳大利亚白人政府于1910年至1970年施行的“同化政策”，视原住民为“低贱无知”、“将会消失”，把至少10万名原住民子女强行从他们的父母“偷走”，送到政府机构或白人家庭抚养，接受白人的教育。这些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与社群与文化隔绝，也不能说自己的语言，经过“再社会化”后，男的驯化为农工，女的当佣人。因当时不少白人家庭歧视原住民，不少原住民遭受歧视，或性侵犯，或缺乏教育，心理严重受创。“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可说是澳大利亚开拓史上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群。

　　“被偷走的一代”一词见于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彼得·里德(Peter Read)在1981年出版的同名研究著作。原住民作家多莉丝(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引起轰动，6年后改编成同名电影，也获佳评。故事主人原型正是作家母亲莫莉·克雷格，她三岁半被强行与母亲分离，送往摩尔河营地，而后三代母女不能摆脱这样的悲剧——当政府绑架了你的孩子，你能做什么？

　　面对这段不可告人的历史，早在1997年，澳大利亚就有议员要求当时的霍华德总理道歉，但他却表示是上一代政府的错而拒绝。到了今年2月13日，总理陆克文才在国会正式向土著致歉，对被偷走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连说三个“对不起”。

　　的确，被偷走的一代，被偷走的，何止是亲情与血缘，还有原住民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传承。文化断层所造成的时空错位，至今还是庞大的阴影。当今占澳大利亚人口2.7%、45万名原住民平均寿命较短，婴儿死亡率、失学率、犯罪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酗酒、吸毒、色情现象严重。

　　电影里信仰大地、歌唱与梦想的原住民，渐渐成为神话。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黄向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