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6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刊文说，在有关香港经济发展模式和人文反思争议上，香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狮子山精神已逐渐消亡。香港狮子山精神的消失和新自由主义催生的经济金融化有关，原来的狮子山精神更沦为如沉迷赌场的投机行为。

　　文章摘录如下：

　　近来，香港文化界、学术界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人文反思有不少争议，但我想强调的是，需要反思的不仅是市场架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历史性。我们面对的不是市场的崩溃，而是价值的崩溃。

　　我们一向所依赖的价值在这十几年中已经逐渐消亡，而同时也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吊诡，我暂称之为香港理性，我想借这个机会批判这个理性。

　　所谓的狮子山精神，是指香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催生出来的一种家庭、工作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见于和谐家庭以及肯捱肯干的精神，这些都体现在电影、电视等不同的媒体。而这种价值既是香港的历史性，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在香港近五十年的发展，反映了香港经济及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一个危机，这个转变见诸于生产模式、美学的转移。

　　这看起来固然有模仿康德的影子，但也不妨以康德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作为切入点。

　　一九五五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到香港，当时的香港充斥着难民，经济尚未发展，弗里德曼觉得香港是一个miserable的城市，因为许多难民都被安排住在狭窄的房间，而且是一个家庭一间房间。

　　一九六三年，弗里德曼第二次到访香港，和当时的财政司郭伯伟(Cowperthwaite)会面，他问及香港的经济数字，郭伯伟回应他不会让英国政府算这些数字，香港必须落实自由市场。

　　香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在七八十年代逐渐发展到高峰，而经济也开始转型，轻工业逐渐北移到深圳，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开始确立。我想在这里尝试指出狮子山精神的出现是物质性的，也即是和社会的生产模式无法分离。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情况是多劳多得，只要你肯努力肯定会有出头天。

　　一九七九年黄沾在《狮子山下》一曲中，填上了“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一九八一年股灾重临，但当时金融市场并不是今天这样，大多数打工仔还并不是靠金融为生，银行里的存款是每月的工资扣除生活费后积蓄下来的，这个模式是线性的，于是香港又靠狮子山精神回复生机。

　　美国应该学习香港？

　　一九九七年，在弗里德曼首次访港的四十二年后，他写下了“香港真正的一课”，指出美国必须学习香港的资源利用，不应该补助烟草又不鼓励吸烟，补助养育儿童又不鼓励生育等等，美国必须和香港一样缔造自由、竞争的市场。因为香港实验是空前的成功，香港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人均收入从英国的四分之一，变为超前英国三分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的生产模式已经彻底改变，轻工业北移，香港经济转型成服务和金融为主，个人的财富增长呈非线性。在跟着的十年里，香港要和伦敦、纽约、巴黎看齐，唯一一点做得到的就是金融市场。十年之间无论从科网热潮，还是到雷曼债券，性质完全是投机。

　　二零零八年，弗里德曼去世两周年，许多老人家靠当年“狮子山精神”存下来的一笔钱，就在金融市场里蒸发，而香港依赖的狮子山精神亦如是。或者我们其实应该一早察觉，狮子山精神经过“SARS”一役后已变成了共渡时艰的代名词，其历史性已崩溃。

　　狮子山精神代表的是经济个体经过辛勤劳动换取过来的成果，这是经济自由所赋予的。而“经济自由”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的基础。

　　七八十年代的发展，狮子山精神的美学可见于和谐家庭以及肯捱肯干。但狮子山精神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进化而衰退，因为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是靠线性累积财富的狮子山精神来维持，而是“葡京精神(赌博精神)”。

　　我们可以深入哲学的思考，也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价值，如博兰尼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劳工以及金钱的抽象，今天这些价值不仅被量化，而且被金融化。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不是要派钱，而是要有一个新的根基，这是金融风暴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个根基必须是超越经济价值的。(许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