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60年前，中国内地的那场战争使60多万件珍宝漂洋过海到了台湾。在一件件国宝迁转、颠沛过程中，其实饱蘸着许多不为外界所知、震荡中国人心灵和情感的传奇故事。

　　半个多世纪前，5000多箱故宫文物辗转迁入台湾，目前在台北故宫中的65万件艺术珍品，其中92%都是这次迁移带来的。

　　台北故宫藏品多数为中国历代皇家收藏，是代表中华文明的顶级文物：现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西周散氏盘，传世仅数十件的宋汝窑天青瓷器、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煌煌巨制《四库全书》、苏轼《寒食帖》和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另有阎立本、米芾、蔡襄、宋徽宗、文征明、唐伯虎等从唐代到清代的历代名家书画等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文物的搬运要从60年前说起。

　　翁宅会议议定迁台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赴会的一共8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刚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是这所官邸的主人，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所有人都认为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存于南京的文物极有可能毁于战火，这8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事宜。很快，行政院院长孙科(接任翁文灏)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南京条约》首批转移

　　翁宅会议短短一个多月后，五大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国民党海军“中鼎号”。

　　首批运往台湾的国宝一共712箱，它们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更值得一提的是，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中鼎号”运往台湾，其中就包括清政府签订的著名的《南京条约》。

　　民间商船参与运输

　　通过水路迁台的文物一共三批。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除了国民党海军军舰，国民党还租用了商用客船来运送文物。

　　1949年元旦过后，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了文物迁台的步伐。但国民党海军已经派不出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第二批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这批文物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善本书。这些书原本都是摆在书架上，参与运送人员钉制木箱、建立目录，忙了两个月才把它们整理好。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文渊阁《四库全书》。

　　追讨日本劫掠文物一并赴台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起航。这也是第三批迁台文物，1248箱国宝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就在“昆仑号”起航前最后一刻，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着一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这个屏风颇有来历。它其实是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抗战结束后，中国向日本追讨劫掠文物，连这件也给追讨回来了。而这四大箱里装的正是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号”再也装不下那四只大箱子，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船上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硬将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掠的105箱文物分六批陆续归还国民党政府，这些国宝后来都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