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有位杨姓教授。当他上物理课时，年轻的杨振宁也是学生之一，杨教授曾对着全班夸奖杨振宁，并且说：“他(指杨振宁)将来要得诺贝尔奖的，你们不要以为他是我儿子，我才这样说。”知子莫若父，后来果然言中。

　　当李(李政道)、杨(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后，国家以他们为荣，邀请他们回国，他们表达了中国人的尊师与谦恭，台湾、北京两边都去了。

　　当他们在北京时，接待他们的政要问：“想见什么人吗？”李政道当场提出一人(曾任校长)，当局“查遍全国”后，第三天才请那人来与李相见。

　　原来抗战时许多名校(包括中学、大学)内迁，学生们跟着学校走，白天步行，夜宿寺庙、学校教室或任何公众场所，当时兵荒马乱，学生们流离颠沛，李政道因病脱队，多亏一位校长照顾，病愈后回到学生队伍中；如今见到校长，表达万分感恩之意，校长说他曾帮助过多位流亡学生。

　　以上二则，是由娴熟历史掌故的王善璋兄，在闲谈时述及，应属可靠。

　　二

　　一九四九年夏，我和一位张姓同事正在台湾台南工学院校园中行走，迎面遇到一位道貌岸然的教授，张与他交谈几句，后来张曾去他家拜访，他即是丁观海教授。

　　张告诉我，她叫丁观海的夫人王隽英为大姨，王隽英之父是“革命先烈”，留下寡妻幼女，张家曾对她们多方协助。后王隽英力争上游，为早期留学生，那时的留学生男多女少，她貌美高身条，喜穿绿衣，他(她)们同学送她绰号“一丈绿”，因此追求者众，但她独钟“丁观海”。

　　王隽英与丁观海婚后，生有二男一女，丁肇中为长男。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她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并被选为“国大之花”。

　　她侍母至孝，母逝时，获颁“苦节教忠”一匾。她教子有方，常说：“无论做那一行，都要做到个中翘楚。”丁肇中果然不负母教。

　　三

　　我家自一九九三年迁住尔湾，参加尔湾松柏会。会中老人“卧虎藏龙”，人才济济，认识了许多朋友，外子做义工，发开会通知信、跑邮局、听会长指令、接送没车的老太太们；我们遇到复旦校友梁佩华，又在她的金婚宴席上，遇到一位朱太太。

　　当我们一起回家时，朱太太谈起她是西南联大毕业后来美读书的，先生朱汝瑾和儿子都是“中研院”院士，先生身体不好，现住旧金山由儿子们照顾，她自己住尔湾处理房子，将来也要去旧金山与全家团聚。她对人谦恭和譪，看得出极有修养。

　　朱棣文得到诺贝尔奖后，我们才知道朱太太就是朱棣文的母亲，松柏会为她庆贺，会长汪德培颁奖状给朱太太：“教有义方扬名显亲”。谈起教子，她说为了儿子们上学，她家搬入纽约的最好学区。

　　Steven(朱棣文)四、五岁时，就用小起子把钟拆开，观察内中结构，家中的钟都被他拆了。为了证明耐火桌面，他用蜡烛把桌面烧了许多黑痕。为了制造橡皮，他把屋子当实验室，因此屋子充满橡皮味。在罗彻斯特读书时，同学们称他是“Jesus of Canton”，我想洋人以为Canton就是中国。

　　现在朱棣文不但是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是能源部长，确是“扬名显亲”，他父母给他优越的读书环境，以及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也的确是“教有义方”。

　　(摘编自美国《世界日报》 作者：何希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