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朱敦儒大概有一肚子牢骚，他写了一阕词叫《念奴娇》，开头就是“老来可喜”。老，有什么可喜？朱敦儒离开官场名利战役，感觉应仿佛是大病初愈，身轻如柳絮，任风飘荡。回头看，台上照样锣鼓喧天，七情上面，各演各。他竟有些幸灾乐祸起来，说：“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他给官场折腾得消极而颓废，期待的“喜”，原来是：“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

　　喜，不应该是这样的喜。

　　离开职场，走出体制化的围墙，摆脱那种人为的对人性的损耗，在我，自然想起晋武陵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不知不觉走到林尽水源，看见山，山有一小口，“初极狭，才通人”，挤过去，便“豁然开朗”。此后的日子里别有洞天，自己是主人，所以喜。

　　其实，体制在任一社会都是必需的。没有体制，人类就无法确保生活沿着轨迹顺利前进，社会沿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可体制有双刃，它的运作须靠点智慧和诚意。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一经在位者的操弄，体制都带病工作：一边创造，一边损耗。而且成果多半是在位者捷足先登，苦果则留给无辜者分担。打个比喻，体制的"功能"与"弊端"好像这样的夫妻关系：人前人后相敬如宾，回家冷冷冰冰，晚上照样传宗接代。

　　现代社会，体制越来越周密，而且借着科技无远弗届的魅力，天罗地网地撒下来，包括操弄者自己也是网中人，谁也躲不了。不同的是，操弄者充分了解体制的游戏规则，也具备跟天斗，跟人斗，其乐无穷的禀赋，虽然身在网中，竟如鱼得水。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傻老头，如我，终于成了漏网之鱼，得到自由，感觉上，自己不过是从城市动物园转到非洲天然动物园，却千真万确是天赐的福气了。举杯庆祝，晶亮透红的美酒，喜和悲搅浑了，饮下，苦涩犹在舌尖回味。李泽厚根据Isaiah Berlin 的说法，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free to)——有自由去做什么，消极自由(free from)——有自由不受某种干预。积极自由带有革命性、颠覆性的理想色彩，鼓吹者往往准备做出某种牺牲。可李泽厚告诫我们，稍不小心——当积极自由给引进群众运动里，在鲜明的旗帜下，比如打倒黑五类，或者呐喊自由民主万岁——往往激起惊涛骇浪，酿成悲剧。

　　我的老年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是被动的。人在牢网中，当然也可以享有积极自由，比如司马迁遭阉割，在大牢里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他的身体不自由，精神纵横万里寻访诸国，却是自由的。庄子以他超凡脱俗的见识，逍遥游于天地间，他是凭自己的智慧和意志争取到自由。可这都得有大智大勇才能行。傻老头如我，只好等待瓜熟蒂落，然后自我安慰：获得消极自由，是人生的常态，虽然它的目的在于索求，而不是施予。比如我说的“喜”就颇自我：留个空间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老来的喜，少不得物质基础

　　且慢。挨到老才得到的喜，不是挨到老就得到。

　　健康是首要条件。衰老病痛原是血肉之躯的自然规律。譬如我年届花甲，发苍苍早已开天窗，而且视茫茫，而且齿牙动摇，人间的好只能心领神会了。幸好步行稳健，饮食如常，心情开朗。倘若心头有个病魔的阴影每日必须依赖药物驱散——怕糖、怕盐、怕油、怕肉、怕酒，结果不敢登山，不敢入水，不敢远游，不敢举杯，不敢饕餮，甚而至于不敢“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晚年的乐，就只能称斤算两了。

　　病痛毕竟是迟早的事。五官的乐却不一定因为“老”而退化而呆滞；许多老人家的心，源头自有活水来，一直敞亮、敏锐、善良，他们活得很有老人家的丰采。所谓健康，说到底，心的健康是脊骨，把形与神一并撑起来。也因此，晚年的弦歌不辍是为了养心。没有养心，就没有资源和力量和空灵的智慧去掀开人生新一章。老来的喜，源自于发现——看见过去看不见的。要不断发现，就要不断的学。说到底是一个“学”字，贵在心悟的“学”。因为学，才觉得人生没走完，无限风光还在险峰。

　　再说，活着，少不得物质基础。老来的喜，同样少不得物质基础。贫贱百事哀；哀，恐怕哀到老，如果贫贱到老。老来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学庄子“鼓盆而歌”了。

　　所谓物质基础，简而言之，是"money"和"time"。"money"和"time"对现代社会里要拼才会赢的众生是重型武器，对“趋车登古原”的老人家同样一字千金。有了"money"和"time"，才能营造一种闲，精致的闲，生趣的闲，充溢的闲。薛宝钗调侃贾宝玉是“富贵闲人”。贾宝玉是名实相副的富贵闲人，所以他有条件用他疯疯傻傻的方式去感悟生命里珍贵的珍，真率的真。

　　吾生也有涯。倘若到了金秋时节，背上的筐箩摘下的是不一样的花果，这喜，弥足珍惜。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