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周作人传》

　　作者：止庵 着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有关周作人的传记著作，坊间已有数部行之于世。而止庵先生的这部新着，据他本人坦陈，其“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略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

　　所以他的这部传记更加注重周氏思想的演进过程——而对于周作人的生平经历，一方面其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另一方面止庵先生一再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小说固然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写传记却如写历史，重事实、讲出处的底线是决不可轻易移易的。

　　在此前提下，止庵先生“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止庵先生的新著名为《周作人传》，其实质已与周氏个人的思想史无异。

　　在我眼中，由止庵先生为周作人作传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亲手校订整理、并编辑出版了大量周氏著作，对周氏不同时期的各类作品熟稔于心，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为周氏著作的整理者与出版者，止庵先生的成绩斐然已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作为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止庵先生的这部传记不仅是对周氏思想的一次溯本求源、系统清理，同时也不啻于是对周氏思想的一次重新阐释与发现。

　　我们一般读者阅读周作人的著作，最大的误区就是将周氏定位为一位闲适的小品文作家，止庵先生为周氏作传，首先即还原了周氏的思想者的本来面目。止庵先生眼中的周作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人道主义者和一位文化批判者——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将“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以及“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视作专制的两面，且始终对某种“善意”的秩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身为人道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提倡“儿童本位”与“妇女本位”，他心目中的“人”字显然是大写的，这既是他对人的态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身为文化批判者的周作人则“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素的国民性加以批判”，其文化批判的意义即在于对宗法礼教桎梏的拨乱反正，目的无非是让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念。

　　中年以后的周作人曾屡次将自己自嘲为“文抄公”，而在《周作人传》中，止庵先生显然同样充当了一回“文抄公”。翻检这部传记，且不说对传主生平的叙述性文字为数不多，即作者本人的评介性文字也极为有限，书中大部分篇幅或直接引自传主的文章、书信与日记，或间接引自一些其它的相关数据——所以与其说止庵先生的这部新着是一部传记，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阅读笔记。

　　作者一方面在裁剪安排上别出心裁，从传主的著作中检出其生平轨迹；另一方面以传主本人的文字为线索，慧眼拈出其思想的重点进行彰显，作者自己则惜墨如金，只是偶尔以会心体贴的言语略加导引。周氏尝谓：“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止庵先生虽然很少说话，却同样深得周氏思想之要义。

　　止庵先生一向推许周作人“读书录”之类的文字，称其是周氏思想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乃至把周氏的“文抄公”之作《夜读抄》视作其平生写作的最高境界。止庵先生本人的《周作人传》毋宁说也同样是一部“文抄公”之作，他的文字穿插在周作人的作品之间，既前后印证，亦相互启发，使我们对周氏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内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概念。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