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4日电 香港《大公报》4日发表署名文章说，九十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活体的表征！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九十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只是历史的回声，它不但“活”在今天，还将“活”在中华民族的未来。

　　文章摘录如下：

　　九十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活体的表征！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九十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只是历史的回声，它不但“活”在今天，还将“活”在中华民族的未来。

　　1919年5月4日，这个既象征着狂飙般的社会运动，又具有沸腾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日子、日期、节日、纪念日，已经过去九十年了。虽经九十年的栉风沐雨、岁月销蚀，但“五四”却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活着”。

　　说它活着，并不是说它的“生存形式”有多么的光鲜、多么的灿烂。相反，它在今天的“生存形式”之一就是人们还在对它的一切进行着不绝的争论与不竭的探讨。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对某一事件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声音杂陈是太正常了。

　　但是，无论是文化人对新文化运动历史作用的置疑，还是政治人物对其政治意义大而空的议论，无论是无知者无知的诘问，还是有知者有意地闪烁其词，甚至在那些与“五四”时代同龄的遗老们的遗作中的记述与评价，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九十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活体的表征！

　　以一种独特形式“活着”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也不是寻常的暮鼓晨钟，更不是被供奉的泥胎彩塑，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炽热地“活着”。活在人们的争论中，活在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国人对“五四”代表人物历史命运的不衰兴趣里，也活在人们总是在用它来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

　　作为精神火炬，它之所以会永不熄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青春的热炽与愤怒的烈火点燃了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吗？仅仅是因为这场最初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得到了工人阶级响应后得以深化和有力吗？当然不是。

　　我们说“五四”之所以还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它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打造、铸就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政治原则。当年运动的参与者以极为高涨的喋血神州的爱国精神唤醒了几亿中国民众，并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犀利鲜明口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律动，不仅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了一种更为长远、至今仍存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公众判断一切政治人物、政治派别、政党、政府的优劣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立下了一块政治界碑。换句话说，“五四运动”为中国的社会生活、为所有的中国政治家确定了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对外必须坚决捍卫和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分裂国家的势力和行为的存在；对内必须遵从和实行民主制度，绝不能搞封建专制。

　　我们所以称“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与“民主”也是这场运动为现代中国定下的立国之规。我们不妨把这个立国之规和政治原则称为“钢铁定律”或“烈火定律”。

　　九十年来的历史在不断证明：无论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豪强，还是搅浊浪、倾天河的阴谋家、野心家，谁不尊重、遵循这些立国之规，谁就会被历史唾弃，灰飞烟灭。

　　张扬与渴望个性自由

　　其次，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那个九十年前已经提出，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中。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学”与“民主”。如前所述，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但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排外的爱国运动，不是不梳辫子的新义和团运动，而是把爱国与学习外国有机结合的运动，把抗议列强侵华辱华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加以区别的运动。在主张大胆而有鉴别地努力学习外国的同时，“五四”的领军人物又反对食洋不化的照搬。

　　对这些主张与态度给予最准确、最简捷表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拿来主义》。人们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我们民族脊骨上这“最硬的”一块却是来自先生对世界先进文明的认知，也来自他对中国民族性冷静的剖折与评判。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拿来主义”态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稀缺的“科学”和亘古未有的“民主”写上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至今没有结束的争论中。提到“五四”就必然要说到这一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冲击。这一点，也是后世今人对“五四运动”的文化指向感到疑惑、抱有怀疑、批评甚至予以否定的重要方面。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当然可以作为评判“五四运动”的一个内容，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衡长量短的标尺。“五四运动”是革故鼎新的运动，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它把矛头指向千年不变的儒学是这类社会运动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仅仅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断裂的角度去看待新文化运动，用今天的生活感受去看待九十年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恐怕就只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历史苛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那些旗帜式人物，对儒学的批判并非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而更多的则是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精神状况的担忧与忿懑，是对个性自由与张扬的赞扬与渴望。

　　仍影响中华民族未来

　　笔者以为，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像“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那样，有那么一股“大胆的说活，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鲁迅语)的闯劲。

　　个性的自由与张扬，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也会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马克思早就悦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四”前夕的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过“我(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他写道：“吾从前……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当然不是蝇营狗苟的个人，而是指被旧礼教旧宗法所压抑的人的尊严和人的创造力。因此，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九十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只是历史的回声，它不但“活”在今天，还将“活”在中华民族的未来。(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