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5日电 香港《大公报》5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官方出重拳维护统计严肃性，点出其中暗含的三层深意。“好马”需“好鞍”，今后应该注重推进实施。

　　文章摘录如下：

　　由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制订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以下简称《处分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生效。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三部门负责人对这部法规的解读时，特意以“弄虚作假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为题，点出其中暗含的三层深意：一是提示各级政府在职官员，不可再用统计数字“政绩掺水”；二是明确弄虚作假行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三是针对当前普遍面临的“保增长”预敲警钟，进一步为“依法治国”夯实基础。

　　《处分规定》令人鼓舞

　　由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处分规定》共十五条，其中第二条所含的四款，明确让四类吃官饭的人，头上顶了“雷”。这四种人依次为：行政机关公务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

　　这四类“公家的人”，不管谁弄虚作假都将被追责问罪，而且还是一种“连坐”的性质。也就是说，除了专职统计人员，所有的直接或间接领导，都被圈进了“行为主体”的范围之内。

　　国家三部门负责人在对“行为主体”解读时，又将其所涉人员细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对统计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人员，包括地方、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这就等于是为他们造了一个明摆着的“雷池”，凡是与这一违法违纪行为沾边的“头儿”，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一问三不知，或一推六二五，把自己置身于“雷池”之外。

　　第二类是负责政府统计调查的具体实施者，这类人不仅包括各级政府的统计机构、相关部门，而且包括所有参与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的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这一类人如果出现了“参与篡改统计数据、编造虚假数据或者强令、授意统计调查对象弄虚作假，拒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行为，都是执法犯法，性质上自然就属于“严重的政治问题”。

　　第三类人包括了所有的“统计调查对象”。这些对象并非“宽”得没边，而是指“具有统计资料报送义务的人”。如果这类人中出现了“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些“影子”式的人物，如知情者，也要被追责，承担相应的纪律处分。

　　分析人士认为，《处分规定》的出台之所以令人鼓舞，是因为它不仅利国，而且利民。从利国的角度看，有了该法规的监督与管制，整个国家的统计工作，都将在科学性和准确性上迈上一个新台阶，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家科学决策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关键就在于由各级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能够直接折射出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势态──向上还是向下，积极还是消极。

　　从利民的角度看，它还可以抑制因虚假数据在民众心中造成的“虚火”，克服盲目乐观情绪，从而让百姓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变化中，切实感受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感受到“保民生”的实惠。

　　“好马”仍需配上“好鞍”

　　尽管《处分规定》的出台前景令人鼓舞，却也不乏令人担忧之处。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就认为，在中国的法制进程中，曾经先后出台过不少好的法律法规，尤其是一些针对政府自律的条文，如《公务员法》，一条一款清清楚楚，具体执行中却看不见其应有的法律效力。究其根源，固然不排除“权大于法”的体制性弊端，“好马”没能配“好鞍”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症结。

　　所谓的“好马”自然是指那些已经出台的法权清晰的优秀法律法规，“好鞍”则是指与之密不可分的监督检验机制。凡是配上“好鞍”的“好马”(像《交通安全法》等)，都能够在执法实践中立竿见影，彰显威力；反之就会徒有虚名。

　　最常见的是那些临时性法规的虎头蛇尾，出台时轰轰烈烈，电闪雷鸣，雷声过后却看不到大雨倾盆，有的甚至连小雨点都见不到，出台没几天就不见了踪影。因此，从《处分规定》出台的当日起，就应该想到如何为其配上一副“好鞍”。

　　从长远看，《处分规定》的出台，不仅对“官方数据”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具有积极的监护作用，对国情民风中泛滥多时的弄虚作假现象，也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关键要看从哪个角度推进该法的实施。如果仍是“一阵风”，只看得见“头三脚”，热闹过后就不闻不问，或是有问不罚，有责不追，就不仅会“又糟蹋了一部好法”，还会导致已经脆弱的国民诚信滑坡。因此，笔者以为，各级政府都应该高度关注此事，抓住《处分规定》出台的有利契机，积极采取三方面措施：

　　有必要采取三措施

　　一是让这部好法全面普及，直叩人的良知。尤其是在职的国家公务人员，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弄虚作假行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而主动地遵纪守法，积极杜绝弄虚作假行为。

　　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举一反三，积极开展“除虚打假”的整治行动，形式上要多样，声势上也要造足。至少要让一个个小集体的内部，树立起求真务实的风气，然后再延伸到社会上和家庭中，要让虚假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国家公敌”。

　　三是对“政绩重心”一向倚仗的好大喜功，来一个战略大转移，使之从心理层面的“虚假繁荣”中彻底脱身，回归到求真务实的诚信上来。而事实上这些积极的举措亦未超出“好鞍”的范围，因为诚信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首要前提。(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