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学评论里有所谓“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作家在当世的写作语境中面临前人的挑战，一方面要不为经典的习套所囿，同时更要树立一己的风格，避免走入陈旧语言的回头路，让人以为只是前人种树，后人遮荫。

　　不过，在这个写作圈子里，还有一种令作家们更急需应对的“二次焦虑”──在首本着作大获好评过后，第二本如何寻找到最精彩的题材及有更令人眩目的技巧和写法，往往都令作家们大为头痛，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能写下去？

　　在球场上，在第一季便取得佳绩的新人，往往会在第二季度的比赛上显得一蹶不振；在乐坛也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出第二只专辑难度极高，也决定了一个歌手前路的明与暗。

　　对此，西语中有“sophomore jinx”一词，对于身处球场、音乐等界别中的人来说，称作“成长厄运”或“二年级生厄运”，而放在作家(尤其以创作小说为主的)身上，这个名词就变得更加专门─“次部小说症候群”(Second Novel Syndrome，简称SNS)，例如作家马克•海登(Mark Haddon)，便深明个中滋味。

　　次部的诅咒

　　最初身兼插画家与剧作家两个身份的马克，曾两度获得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AFTA)奖项，但在文坛上一直寂寂无名，不过偶尔撰画童书，与成人写作世界扯不上关系。可是，到了2003年，他的第一本小说《深夜小狗神秘习题》(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甫一出版，却惊艳了整个英国，除了立即获得“惠布瑞特年度最佳好书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以及“卫报奖”外，更在次年的圣诞节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榜首位的宝座，使席卷全球的《哈利波特》在七年来首次位居第二位，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到了《黄昏老爸的烦恼习题》(A Spot of Bother)时，情况却来了个大逆转。

　　“你想写出一本跟前作同样优秀的小说，但总会存在着‘第二本不会比得上’的恐惧，不是吗？”

　　一如马克所“恐惧”的，使他一夜成名的第一本小说《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由主角Chris第一身视点出发，讲述他如何为邻家小狗被杀一事所撼动，追寻杀狗真凶的奇妙旅程。作品的文字平铺直叙，没有太厉害的机锋，却因为主角对他人存在的漠然，相反对小狗离世的执着，而引起了读者莫大的兴趣。

　　但他的第二部小说《黄昏老爸的烦恼习题》，讲述一个患有“疑虑病症”(常怀疑自己生病)的老人的故事，比《深夜小狗》更神经质，跳脱的文字与格调，却几乎引不起丝毫的回声，马克更因此被列入受“次部小说症候群”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

　　再而衰 历来有之

　　马克固然不会是受“焦虑”影响的唯一。

　　于2002年出版《苏西的世界》(The Locely Bones)的艾莉丝•希柏德(Alice Sebold)，以深入探索家庭情感关系闻名，一度成为了慰藉众多读者心灵的“治疗小说”，可是她五年后出版的《近乎是月亮》(The Almost Moon)，虽然同样以个人的惨痛经历出发(因艾莉丝在大学时代曾遭受强暴，她亦将之化成真切的情感，在《苏西的世界》中娓娓道来，因此赚人热泪)，却再得不到读者的垂青，《时代》杂志更将这部作品劣评为“无论在情感还是智性上都不足以成为畅销书之一”。

　　同样，凭写下《秘史》(The Secret History)而平地一声雷的唐娜•塔特(Donna Tartt)，她的第二部小说《小朋友》(The Little Friend)再以悬疑凶杀案为卖点，但一样无法突破前作品的佳绩，也无法取得优越的评价。

　　静候突破

　　有前车为鉴，压力就终于落在跟马克同年成名的奥黛丽•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身上。

　　奥黛丽的成名作《时空旅人之妻》(The Time Traveler's Wife)在03年出版时已造成“书荒”，不用多久的时间，这部作品已在英国卖出了逾一百万本，在美国更卖出了超过一百五十多万本。

　　6年后的今天，与奥黛丽合作的出版公司Cape已宣布，奥黛丽的最新作品将于本年10月推出。此刻，所有作家、出版商都静候观察，这位近年最受期待的生力军小说写手，能否突破二次诅咒？

　　为了安抚写作如火如荼中的奥黛丽，也算是事先给读者派下“定心丸”，Cape的出版经纪丹•富兰克林(Dan Frankin)已向外间宣布出版社如何“无限量地支持奥黛丽”，而且又向书店推荐这本“满载文艺色彩却又极具消费性、好读”的新书；丹更指出，已找来为伊恩•麦克尤恩小说《赎罪》(Atonement)绘画小说封面的设计师，为奥黛丽的小说再添艳丽一笔。

　　但显然几句说话并不能抚平作者与读者的疑虑(更莫说一些已准备落井下石的人)，正如美国出版商Scribner的总编辑南恩•格雷厄姆(Nan Graham)所说，“奥黛丽不信厄运而写一本与别不同的小说，其实正是在进行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二次焦虑”的两个原因

　　对于这“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已走过了“二次焦虑”的关口，曾出版过多部小说，也在影视界具有高知名度的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提出了他的想法：“对比书写第一部小说，写第二部小说的难度在于『时间』不足。试想，如果我在23岁时写下第一部小说，而用过后的两年写下第二部，哪一本书写的时间较为短促？这无可否认是第二本。因第一本小说正是我23年来感情─不论爱、恨、希望、苦楚等经验沉淀过后转化的成果，这包含了我暂时人生中的所有体验；而第二本，却已经成为了情感爆发过后的专业写作行为，其难度当然犹如登天。”

　　撇除时间因素，读者期待的压力也是相当沉重的。就以奥黛丽的《时空旅人之妻》为例，复杂而玄妙的时空处理教人目不暇给，读者自然要求第二部来临时将附带更丰富的点子；至于出版商，亦毋庸置疑，也希望续作一路走来，就算在文学价值上不比前作优胜，也至少有更清晰的读者群及市场价值。

　　问题却在于，多数人在首次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所谓的读者群及评价，依然处于自由写作的状态；在被传媒与读者消化过后，作家在书写第二本小说的同时，似乎已不得不考虑整个文学生产网中的各个分子，间接或直接地、自愿或非情愿地，受到出版商、发行商、读者以及读者阅读行为的影响。在自由写作与规范生产的落差下，写作次部小说顿生“焦虑”。

　　摆脱的方法

　　假若写作原本就离不开生产的权力网，作家们就只得百宝尽出去适应无可逆转的困局─比如说，写一本题材全然不同的小说。

　　这是唐娜•塔特的做法。因为《秘史》大卖，唐娜无办法不考虑推销第二部作品的手段，“我最终发现最好的方法，是用全然不同的语言及叙事手法，去开启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格局。正因我自问一连串不同的问题，这思考方法令我可以一次又一次重新投入─就正如书写另一部‘第一部’小说。”

　　唐娜在实行化“二”为“一”的同时找到了书写的出路，但结果却并不是想象般如意，正如上文述及，《小朋友》出版后静如死水。

　　也有失败例子如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1953年发表处女作《隐形人》(Invisible Man)并赢得国家图书奖后，他的创作生命一直停顿着─尽管他在20世纪60年代声称家中大火将数百页稿件烧毁─可是直到1994年，在他逝世之时，他的第二本小说《Juneteenth》还未曾完成(1996年就出版了这个未完成的版本)。

　　无论如何，奥黛丽的写作前途是生是死，还须待十月揭晓。不过，也许如劳伦斯(D.H. Lawrence，《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所说：出版商并不会留意你的第一部小说，因为这是有关写自己的，总会写得出来的；第二本是再进一步；惟有到第三本时─到你真正跨过所谓“作家”身份的包袱时─才可说正式踏进了这个写作圈子里，而亦惟其这样，才能写下去。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黄纳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