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7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出邱震海的文章《中西方磨合须跨越深层认知误区》称，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摩擦有所增多，西方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找解释和应对之道。同时，中国近年开始越来越多注重国际公关。中西方一些摩擦，原因并非文化差异就能解释；西方世界若单纯以微观文化差异马首是瞻，恐怕会跌入更大认知误区。

　　文章摘编如下：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8月24日发表题为《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好还是不要在外交方面激怒中国了》的文章说：“中国的‘核心利益’背后，存在着一系列明确确立的外交规则。西藏和新疆问题属于“主权”一类，威胁到中国的军事政策也是如此……然而，中国外交官也提供了一系列所谓免责条款，中国需要这些条款以确保自己不会无休止地陷入针对全世界的、疯狂的‘中国圣战’。外国领导人(要看他们是谁)，可以在私下里提出上述所有的禁忌问题……。”

　　面子文化：西方跌入对华认知误区

　　这篇文章显示，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方摩擦日益增多，西方世界正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找解释和应对之道。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近年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注重国际公关，试图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让世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

　　客观地看，在进入文化层面探索的时候，囿于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框架，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思维定式遗留下来的认知误区。以上述澳大利亚媒体的解读而言，该分析似乎仅注意了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冲突时的方式(即便对方式的解读也时常会有偏差)，而没有看到中国在处理方式背后对核心利益的坚持，以及中国在坚持核心利益背后的、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心理因素。

　　因此，这样的解读只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支离破碎的描述，而无法整合各种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在这一支离破碎的描述基础上制订的对华策略，也必然缺乏强有力的逻辑支撑而流于肤浅，甚至在实施过程中会引起双方更大的误解和猜疑。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崛起期的中国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坚持，显示出其超乎寻常的执着；这种执着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世界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坚持。

　　不同的是，西方世界对前述价值的坚持，主要来自西方过去数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对经济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西方现代化的正面推动作用；而中国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坚持，则主要来自五千年文明进程而导致的大一统价值观，以及过去数百年在现代化进程中落伍而导致的历史悲情。

　　两者各有其自身合理性，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相遇，再加上尚无法跳出东西方文化秩序调适而带来的情绪浮现，问题就会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

　　其实，说到所谓的“免责条款”及其行使方式，西方世界为了获得在华经济利益而愿意暂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所让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相反，中国仅为了面子或处理程序而做出实质性让步，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即便在方式上有所让步，但在涉及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官方和民间还是很少有让步的空间。其间原因并非以所谓的中西文化差异就能解释；西方世界若单纯以微观文化差异马首是瞻，恐怕会跌入更大的认知误区。

　　三大因素影响中国对西方心态

　　对中国来说，西方世界的这些不完整乃至错误解读，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观和反思自己与西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契机。这里的中西双方政治和文化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中西政治关系、民间心理和文化视角的冲击；二是在上述关系大调整框架下正在发生的中国对西方认知方式和心态的微妙变化。前者属于东西方文化关系大调整的宏观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在许多个案中都可以观察到的中西方心理调适的微观范畴；准确把握后者，将有助于更自如地驾驭前者的进程。

　　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大调整，笔者将有专文阐述。本文后面部分仅集中于现阶段正在发生的中国对西方认知方式和心态的微妙变化。就现阶段中国对西方的认知方式和心态而言，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传统文化因素。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协商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其中一定程度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但“面子文化”并非协商文化的全部含义。与西方的法治文化相比，协商文化更多地强调人情与协商过程的和谐，但这并不必然等于人情与和谐将高于对核心利益的追求。

　　二是转型期因素。与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对西方视角和心态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早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已不再仰视西方，相反时常会在不经意间俯视乃至蔑视西方；然而由于各种转型尚未完成，在俯视和蔑视西方的背后，依然有对西方认同的追求。因此，在俯视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心理深层的仰视。中西双方的真正心理平视，将有待东西方文化秩序调适的持续推进。

　　三是现实政治因素。执政党在对外关系上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坚持，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因历史悲情而催生的民族情怀一拍即合。这是今天西方必须面对的现实。准确地描绘和解读这一现实，是西方的挑战；而如何准确把握自身的心理变化，更为自信和自如地进入中西方文化大调整的进程，则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