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7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文说，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深广，两岸三地交流日益频繁，汉字“繁简之争”愈演愈烈。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误导了许多事情，汉字“繁简之争”应以综合观视之，方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文章摘录如下：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深广，随着两岸三地交流日益频繁，汉字“繁简之争”愈演愈烈。“废简观”主张废除简体字，全面恢复繁体字；“挺简观”主张继续汉字简化，不应恢复繁体字。

　　双方都理由十足，心拳拳，言切切，反映出国人对汉字传承的关注与挚爱。笔者历来主张“综合哲学”，日月星辰、人物草兽皆是综合的，而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误导了许多事情。汉字“繁简之争”应以综合观视之，方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笔者以为，教育部8月14日公开宣布“汉字原则上不恢复繁体”，乃理智之举。

　　“挺简”与“废简”综合观

　　“挺简”代表观点出自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认为“汉字从简从俗是文字发展规律，数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五、六十年代诞生的简化字，顺应了汉字从简从俗的原则，并无过错”。“专家尽可天天写繁体字，但是，涉及十几亿老百姓天天使用的简化字最好不要折腾了。”而“废简”代表观点出自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他提出简体字“原罪说”。认为发明简体字隐含了“诸多复杂的政治诉求，其最直接的恶果是导致了‘大跃进’以及‘文革’的产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

　　笔者以为，虽然观点鲜明对立，后者甚至上升到政治“原罪”高度，但仍有可综合之处：其一，都认为文字是信息传播工具；其二，都认为文字与文明传承密切相关；其三，都认为文字与大众关系密切。既有“综合之点”，就应“求同存异”。现代主流哲学喜欢把一切都“分析”开来，“对立”起来，连学术研究、真理讨论往往也搞得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产生大量偏激之见。汉字无论简、繁，既不可废之一方，亦不可统之一方，而是漫长的“简繁综合”过程。

　　汉字演变是复杂的综合过程，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字简化改革，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把文字改革视为单一政治或其它什么单一因素，是“分析哲学”偏颇之见。文字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认为简化字导致“大跃进”、“文革”，缺乏说服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用的同样是简化字，却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长”与“所短”综合观

　　简、繁的“长”与“短”，大致有三：其一，简、繁古今功能不同。简化字加速摘掉了我国“文盲大国”帽子，在大众传播与文化普及上居功至伟，三十年中国崛起，与简化字功绩是分不开的。但是，简化字在传统文明传承上不如繁体字。这并非简化字之过，而是大量古典没用简体出版。繁体字仍是传承儒、道、佛大量古代典籍的主流文字。

　　其二，简、繁构字规律各具优势。汉字的构字规律有六种，学术讲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繁体字经多年传承自不必说。但认为简体字违背构字规律也有偏颇之嫌。例如，“体”乃人之本、“从”乃人跟人、“众”乃三人成众、“泪”乃目中流水、“阴阳”乃日月之合……既符合六书规律，又更生动简捷。

　　其三，简、繁使用人群难分伯仲。简体以大陆民众略计，繁体以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略计，综合考虑可谓旗鼓相当。

　　其四，简、繁共性优势是“独特的几何性质”。汉字的横竖撇捺只有0、45、90三个度数，“笔顺码”不仅证明了汉字是世界上最便于计算机输入的文字，而且仅摁数字小键盘四、五个键，即可打出特定的大段文字，证明了汉字内在逻辑性超过西文。

　　汉字很早就不仅仅属于中国，与使用汉字相关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汉字简化也不是中国为先，而是汉文化圈的普遍现象。我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简化字改革。使用简体字在亚洲范围内已有六十多年，在我国已经近五十年时间了。

　　再说说西方，2006年美国高中开设中文课，50%的学校选择简体字，50%的学校选择繁体字。欧洲学中文用简体字的也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与外国人，均不是接受不了简体字。新加坡政府提倡写简体字，泰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允许泰国华人中、小学使用简体字。在韩国、日本、越南包括其它东南亚一些国家，海外华人对简体字并非想象的那样陌生，并非都不识简体字，不懂简体字。(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