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档案》

　　作者：佛莱德•杰罗米

　　出版：台湾商务出版社

　　【前言】

　　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写成问世的已有两百余部。而不管是为他作传、搜集书信或制作视听节目，爱因斯坦生命中有个领域都备受忽略。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这个事实反映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元素：当局试图重写历史，将爱因斯坦激进的政治立场从他的公共形象中抹去。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这些都是源自名叫“爱因斯坦档案”──FBI调查局头子胡佛和他的徒子徒孙恶意陷害世上最受欢迎的科学家的秘密档案。他们打算毁掉爱因斯坦的令名，包括试图将爱因斯坦和苏联谍报网连在一起。

　　以战止战？ 爱因斯坦的和平观

　　爱因斯坦的大半生，至少从他十六岁为逃避兵役而离开德国开始，一直是个和平主义者，只是一开始或许只是半自觉。然而，自一九三三年起，纳粹军事机器先是在德国继而在全欧大肆散播死亡和恐惧，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索自己的和平思维。过去的他相信不公不义和压迫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就被击败，而今，这个信念被纳粹突击部队的正步给踩在脚底，也被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西斯份子对格尔尼卡(Guernica)等城的平民百姓恐怖轰炸给粉碎了。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执政，短短数月之后，爱因斯坦率先发难，鼓吹用武。“我要说的话会让你大感惊讶，”他写信给比利时一位和平主义者，这人请他奥援两名被监禁的良心犯。爱因斯坦提出警告：由于纳粹德国“显然不遗余力地朝战争挥进，”比利时、法国别无他途，只有诉诸军事防卫。“想象比利时被当今的德国军占领！情况会比一九一四年还惨，而当年已经够惨。”

　　爱因斯坦的转变引来全球各地和平主义者愤怒的来函与文章，认为他背离了理想。事实上，他的态度并不全然是个大逆转。四年前，爱因斯坦曾对某杂志主笔描述自己的和平主张：“我的态度并不是知性推理的结果，而是因为对任何形式的残忍与仇恨深痛恶绝……”如今，残忍与仇恨已成为德国政府的代名词，而随着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爱因斯坦对日本侵略满洲、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尤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连手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武装攻击表示忧心。虽然许多和平主义者大为愤慨，但爱因斯坦对武力的推倡日甚一日，认为那是唯一的选择。一如保罗•多提(Paul Doty)所做的结论：“和平不比生存或将文明从法西斯魔掌下……解救出来更重要。”

　　等到一九三九年爱因斯坦和齐拉德在长岛碰面，希特勒政权已经无法无天，从焚书到颁布反犹太的纽伦堡法令到“水晶之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随着德国和奥地利城镇街道上铺满犹太人住家、商店、犹太教会堂的玻璃碎片，纳粹噩梦可能和平消散的希望已完全破灭。是夜，在纳粹便衣警察的怂恿下，这两国的暴民对犹太人进行袭击、强暴、杀戮，他们大肆破坏财产，街道处处是闪着晶光的碎玻璃，此一暴行事件因此被称为“碎玻璃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遭到杀害的犹太人不下百余。隔天早晨，爱因斯坦和其他世人一起读到这个新闻：

　　……一波自三十年战争以降未之有也的破坏潮和烧杀掳掠在德国发生……警察只管指挥交通，并且“为保护自己”而逮捕了大批犹太人。

　　水晶之夜事件中，被捕的犹太人多达三万名，分别被送到达浩(Dachau)、奥蓝宁堡-萨克森豪森(Oranienburg-Sachsenhausen)、布痕瓦德(Buchenwald)等集中营，和纳粹先前逮捕的共产党徒、社会主义者、劳工“滋扰份子”及天主教作对分子关在一起。

　　继佛朗哥军队在西班牙获胜和水晶之夜后，爱因斯坦更加坚持了，他认为要阻遏法西斯主义，武装势力无任必要。“今日的欧洲犹如一个城镇，里头的盗匪和杀人犯有十足严密的组织，”他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写道，“守法的市民却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设立警力。”不久，他说得更露骨：

　　随着法西斯主义兴起我体认到，我们不能继续抱持这种［和平主义］思维，除非甘冒风险，任由整个世界落入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手中。有组织的武力只能用有组织的武力对抗。对此我虽深感遗憾，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因此，当齐拉德和威格纳说他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阻止德国成为第一个建造原子弹的国家，不令人意外地，爱因斯坦立刻附议。三人研拟出数个方案，几经思虑，决定最有效的策略应该是：由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吁请他考虑赶在德国之前造出一枚核子弹来。八月二日，爱因斯坦将这封由他和齐拉德共同拟稿、如今赫赫有名的信函寄给了罗斯福。它开宗明义写道：

　　总统先生大鉴：

　　费米(Enrico Fermi)和齐拉德两位博士最近的研究……让我预见到，在不久的未来，铀元素将可被转化为一种新的重要能源。对于这种情况，某些方面似乎需要提高警觉，政府这边，如果必要，亦须迅速采取行动……

　　这封信继续告知总统，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境内的科学家将可“以大量的铀启动核子连锁反应”以产生巨大能量及“大量类似镭的元素”，“这个发展看来几乎是可确定的了”。爱因斯坦也告诉罗斯福，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这个新的现象有可能造出“威力极其强大”的炸弹：

　　这种炸弹，只要区区一颗，无论是以船只运载或在港口引爆，都可能彻底摧毁整个港口和部分邻近地区……

　　这封信力劝总统，要让政府单位与在美进行连锁反应实验的物理学家们建立持续的联系。爱因斯坦建议，白宫和这些科学家之间最好有个联络窗口，别的不说，如此可解决铀矿供应的取得、安排更多经费的筹募，以加速实验脚步。信的最后一段，爱因斯坦意有所指地为总统奉上一则新闻：

　　据我了解，被德国占领之捷克斯拉夫的铀矿，其实已遭勒令停止出售……

　　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开始，美国政府只拨了六千美元给这项铀计划意思意思。爱因斯坦和齐拉德不得不二度提笔，促请总统加速行动。而直到美国态度转变，从中立变成英、法、俄国的盟友共同抵抗德国和日本，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才得以开展。不过(在爱因斯坦和齐拉德上书给罗斯福将近三年后)它毕竟有了开端，而虽然希特勒造弹失败，英、美和加拿大的科学家还是继续努力，向建造世界第一枚原子弹之路迈进。

　　或许，即使没有他们，事态也会这样发展，不过，在一九三九年情势紧张的夏天，爱因斯坦、齐拉德和他们的同僚深信，这封致罗斯福书可能是决定的关键。随着罗斯福的反纳粹行动日益坚决，他们相信，即使过去见解歧异，要阻止法西斯主义吞噬全世界，美国还是最大的希望。更何况，美国不但有力量、资源，可能也有意愿把希特勒打个炸弹开花。

　　就爱因斯坦来说，这是惊人的态度转变；当初这个国家被他视为是“乏味又贫瘠的社会”，如今，他与它之间起伏不定的感情走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他怀着热切期待这段恋爱修成正果，决定成为美国公民。

　　或许到头来他无论如何都会成为美国公民，不过他(和继女玛歌及秘书海伦.杜卡丝)在一九四0年做出的这个决定，犹如是对这个国家投下一张政治的信心票。可以确定的是，爱因斯坦对美国的喜欢可不比在永恒之爱的圣坛前立下盟誓那样情深爱挚。他依然气恼罗斯福在支持英国的行动上慢如牛步。八月，当皇家空军的战机和纳粹的轰炸机每天在伦敦上空对战，爱因斯坦写信给一九三四年诺贝尔得主哈诺德•尤瑞(Harold Urey)：“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尤其对英国，真是……糟糕透顶；它拿出来的不是无条件的团结之心，而是有心无意、诚意不足的援助措施。”

　　不过，慢慢地，罗斯福真正加入了这场反法西斯的征战。在美国，罗斯福才就职十一天，新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今天世人最记得他的角色是：在纽伦堡大审以及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中担任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官)就撤销了十一名先前被调查局逮捕的林肯兵团成员的所有罪名。这显然是对胡佛的训斥，对爱因斯坦这样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也是个充满希望的讯号。

　　(编者按：书中第75页则提到：希特勒战败，爱因斯坦也跟世人一样欢欣鼓舞，但要从和平走到天堂，却是长路迢迢。他不打算重蹈覆辙，再犯下他在一次大战后所犯的错。…他做的结语是：“战争是打赢了，但并没有赢得和平。”)

　　(摘编自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