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3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1日刊发署名卓南生的评论文章《鸠山的“友爱”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文章盘点了日本民主党“新政”，该文指出，2009年同样是小泽当“幕后将军”，而由鸠山由纪夫出面组阁的民主党联合政府，似乎予人更多的“新风”与“变革”的气息。

　　文章摘录如下：

　　如果说，1993年由小泽一郎指挥、细川护熙出面领导，高举“新党、新风”旗号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是以失败为告终的话，2009年同样是小泽当“幕后将军”，而由鸠山由纪夫出面组阁的民主党联合政府，似乎予人更多的“新风”与“变革”的气息。

　　新风之一是试图以政治家取代官僚治国的现有体制；新风之二是力图摆脱战后一边倒向美国的外交与安保的政策；新风之三是提倡“东亚共同体”构想，强调回归亚洲的重要性。具体的措施既体现在国家战略局与行政刷新会议之设立及它们对原有官僚机构之牵制，也显露于新政府在美军驻日基地普天间搬迁问题上与白宫之间的争执，及新政府在亚洲积极展开的务实外交上。

　　“博爱”被译为“友爱”

　　但与此同时，面对着民主党上述的新姿态及三个多月来的表现，人们在静观其变之余，很自然地会提出如下几个问号：民主党的“新政”究竟能走多远？同样是由小泽紧握指挥棒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这回以民主党为主体、两个小党派陪衬的鸠山内阁，与1993年八个党派抬轿的细川政权最大的差异何在？两者之间在政策上是否有其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要回答上述，既得了解“幕后将军”小泽治国之蓝图与基本战略，也得辨析鸠山“友爱政治”、“友爱外交”哲学之根源与含义。与此同时，还得略为恶补战后以来日本保守政治派系的流变及其核心的思想与理论。

　　先谈谈鸠山的“友爱”政治与外交。在上述的几个问题当中，也许最容易让人产生混乱与误解的莫过于鸠山开口闭口的“友爱”哲学了。针对这个容易让望文生义者混乱与误解的“友爱”二字，曾被鹰派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讥为“软雪糕”的鸠山就曾为文指出，他沿袭其祖父鸠山一郎提倡的“友爱”与“柔弱”毫无相关，而是一个具有革命旗号的战斗性概念。他还解释道，他所钟情的“友爱”其实是指法国大革命三大口号，即“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

　　那么，“博爱”两个字一到鸠山的口，怎么会变为“友爱”呢？由纪夫对此也有所解释，那是因为鸠山一郎当年在翻译fraternite 一词(一般译为“博爱”)时译为“友爱”的缘故。换句话说，鸠山所说的“友爱”其实就是“博爱”，并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特殊含义。不过，鸠山一郎提倡的“博爱”哲学，也有其时代的烙印。其一是为了和当时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势力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相抗衡，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是旨在打垮违背“君子协定”、不肯将政权交还给鸠山的官僚派吉田茂政权。(由于与战前体制关系密切，鸠山一度被剥夺参政权利而将政权交给吉田代为“保管”)

　　1953年，鸠山一郎起草的《友爱青年同志会纲领》，其实就是颇具反共色彩的保守宣言。1965年，《自民党基本宪章》也是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起草的。

　　至于鸠山一郎“友爱”政治的战斗性，最突出的莫过于他对战后和平宪法的强烈不满，从一开始就提出修改宪法的强硬主张。在这一点上，全面继承其祖父“友爱”政治基因的鸠山由纪夫也亦步亦趋。1999年9月，鸠山由纪夫在角逐民主党党魁宝座时，便迫不及待地在一家销路广大的月刊上，以《承认自卫队为军队吧！》的煽情标题，呼吁修改日本不得拥有军力的宪法第九条。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外祖父吉田茂一边倒向美国的态度不同，鸠山由纪夫祖父鸠山一郎从一开始就试图推行其相对自主的外交路线。无奈战后美日国力差距悬殊，一切都得依存于白宫的东京当局，只好采取卧薪尝胆的政策。特别是在亚洲外交问题上，日本之所以得以在战后不久便顺利地“回归”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完全是拜美国之所赐。为此，日本虽早已萌生在亚洲重当盟主之念头，但仍然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东京对马哈迪提倡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在表面上故作“消极”状，就是最好的例子。

　　之所以如此，另一个原由是由于战争期间日军暴行在亚洲留下的阴影，日本要在亚洲获得“行动的自由”，一切都得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可以这么说，时至今日，“美国对日监视论”在亚洲仍有一定的市场。足见鸠山民主党智囊此刻提倡的“亲美入亚”口号，原本就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权的基本战略和走过或还在走的道路，并无新鲜之处。问题是，在坚持“日美同盟”基本路线上，自认羽翼已丰的日本何时得以摆脱美国的束缚，何时得以走出战后以来盛行于亚洲的“美国对日监视论”之阴影。

　　了解了鸠山“友爱政治”、“友爱外交”的基本思维，我们再回头看被视为鸠山政权幕后指挥小泽一郎历来之言行，不难发现两者在宪法问题、安保与外交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鸠山“友爱”的“新政”，与小泽“普通国家论”所要达到的修宪目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