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5日电 新西兰中文《先驱报》15日刊发署名叶檀的评论文章《如果国人寅吃卯粮大消费中国经济就完了》谈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关系。该文指出，投资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关注，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投资效率如何，二是高投资是否在资金上寅吃卯粮，让公共财政背上沉重的债务，断送了经济发展的未来？

　　文章摘录如下：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消费数据被人为低估，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不够准确，存在极大的低估。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如果真的寅吃卯粮大消费，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就要崩溃。换句话说，没有国人勒紧裤腰带储蓄，中国的高投资率与大规模的基建成果将成为空中楼阁。

　　中国投资率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业化初期需要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有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GDP的偏好。

　　张军先生业已撰文指出，中国的投资支出数据有被高估的现象，大部分人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同于固定资产形成额。并且，在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土地价值越高，固定资产形成额也就越高。但是，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 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张军先生所言正确，要进一步指出，固定资产形成额即使被高估，也不能否认我国属于投资主导型经济这一现实，去除高估的部分，我国投资率依然偏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保持了较高水平。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国投资率出现了明显加快上升的趋势，至2007年更高达45%以上，平均在30%到40%左右。

　　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基础建设关键时期，均维持着较高的投资率。以日本为例，从1966年至1973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5%、10.4%、 12.5%、12.1%9.5%、4.3%、8.5%、7.9%，而投资率分别为27.6%、29.4%、31.4%、33.2%、35.4%、 35.8%、37.4%，以石油危机为界，从1974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率陡降，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在基础建设时期，40%左右的投资率是可 以接受的。

　　此后日本的投资效率值得怀疑，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节节下降，甚至在偏远的地区修建起大量华而不实的娱乐设施与高速轨道交通，又无法应对日元升值压力的冲击。日本在应该放弃投资主导的模式之时，却依然执迷不误，坚持高投资政策导致不可收拾的失速下滑。

　　在赵岩女士所写的专栏中，曾经提及日本西南部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偏僻渔村——滨田(Hamada)，欧美媒体对这个小地方的报导屡见不鲜。因为日本“失落 的十年”中，这个渔村耗资70亿日元修建了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至今车流罕至，当地居民的评价是“可以练习蹦极”。日本政府开出了慷慨的财政刺激药方，超 过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主力。滨田在那段时间获得的不止一座大桥，它还兴建起一条高速路、一所大学、一座监狱、一个儿童艺术博物馆、一个滨田太阳村运动中心、一个亮丽的红色的游客中心、一座滑雪场和一个白头鲸鱼海洋馆

　　结果是令人伤心的，日本的失落期不见尽头，由于储蓄率下降，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政府的高负债。2009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预 算和发债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新发国债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超同期税收。日本财务省预计，到2010财年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债务余额将相当 于同一财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1%，负债率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平摊到人头，每个日本人背负约7万美元债务。

　　投资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关注，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投资效率如何，是否都进入了日本海市蜃楼般的滨田小镇？二是高投资是否在资金上寅吃卯粮，让公共财政背上沉重的债务，断送了经济发展的未来？

　　相比而言，中国的账面数据尚属乐观，2009年赤字率预计略超3%，债务已经在增长——今年的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逾6万亿元，中央国债相当于GDP的 20%，相比2003年已经增长了200%，很多隐性债务还会在未来两三年内以银行呆坏账的形式体现。但不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足够的储蓄，是这些储蓄让中国的基建得以大规模推进，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抵挡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承受住资产价格的高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买单。如果储蓄 率下降，银行与大企业是撑不下去的。

　　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项目顺差。一旦中国人开始降低储蓄，大肆消费，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一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下降、动荡和不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政府与国企的投资效率，不能让他们挥霍了资金进行低效的经营。

　　一方面享受着储蓄的好处，通过压低利率与通胀获取资金，另一方面却抱怨投资者不会消费。有强盗逻辑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