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滇时评:买房曾是天方夜谭 全民炒房时代来临

　　“房事”很有说道，自古以来都如此。但说“房事”却总觉得不能敞开窗地说，总要关起门来小声絮叨。

　　中国人很文雅，把小两口晚上关起门来的哪点事说成是“房事”，字里行间透着神秘。关起门发生的事自然只能关起门来说。但神秘是有遐想空间的。中国人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在打听和传播隐私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弄堂里、门槛前、小板凳上，纳着鞋底、嗑着瓜子的三姑六婆们尽职尽责地扮演着“狗仔队”的角色，大肆宣扬谁谁家的“房事”。他们把听来一耳朵的只言片语，经过不够缜密的逻辑加工，添油加醋地将人物和场景组合起来，编成一个声、光、色俱全的剧本，一出好戏便在瓜田李下上演了。但因为是在背地里议论，说这些带着浓郁意淫色彩的“故事”时需要一定技巧：说者和听众都必须勾着上半身、凑近脑袋才能听到那不敢放开音量的议论。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家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及“房事”。当然，此“房事”非彼“房事”。

　　买房曾是天方夜谭

　　1978年，理论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一向以租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或是住单位分房的人们，第一次对房子有了另一个懵懂的想法。

　　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关于房子的事情才第一次从想象中走入现实，从政府办公室走入普通百姓家。在此之前，国内只有房地产开发，没有商品房开发，事业单位或是企业单位造房子主要是用于内部职工福利分配。

　　1982年国务院在四个城市进行售房试点。在当时，地处边疆的云南自然是此次试点的观摩对象。消息不太灵通的一些昆明人，甚至在几年后才听说外地可以花钱买房的消息。据我爸回忆，当时对于我家和我家邻居来说，买房就是天方夜谭。

　　记得那时我刚上小学，80年代初我家的住房条件非常差。一家4个大2小住在龙翔街大羊巷一栋3层楼公租房里。3间各不相连的屋子分别充当了我们家的客厅、卧室和厨房。其中，客厅最大，有11平米，内走廊斜对面的卧室有9平米，厨房6平米。这加起来只有26平米的房子中住着我奶奶、我爸妈和我，平时上学的时候，我姑姑和表弟也会来挤一挤。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每周要上6天课，就要挤6天。

　　为了同时挤下那么多人，我和爸妈挤在1张1.5米宽的“大床”上，旁边放着一张书桌写作业用，还有一张大沙发，以及一个五斗柜和一面落地穿衣镜。现在想想，9平米的房间居然能放得下这么多东西，没有公摊面积真是太伟大了。另一间11平米的房间里有一组转弯沙发，一张单人床，一张3人沙发和一张方桌，桌下藏着几把圆凳。这些家具充分展现了房间的功能性——既要满足客厅会客需求——记得我爸的同事和同学经常来家里串门，因为离学校近，我的同学也把我家当成一个据点——还真不知道这群人是怎么塞进来的。小朋友应该不太占地方，但爸爸带来的那些叔叔们……实在有太多问号了。除了客厅，这间伟大的房间还是我们的餐厅，吃饭时，把靠墙摆放的方桌拉到房间中央，拖出藏在桌子下面的圆凳，再拿出藏在门背后的折叠椅，大家围着桌子其乐融融。最多的时候，这张桌子周围围了14个人——连续近10年，春节家族聚餐都在这间房间。当然，吃饭前和吃饭后，这间房间马上就会变身为书房。我和弟弟会占据方桌的两方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到了晚上，这间房间就又变身了——卧室，奶奶睡小床，姑姑和表弟各占据一条沙发。那时的生活环境是艰苦的，但人是伟大的，不光人伟大，连鸡都很伟大。就在那间6平米的厨房里，除了灶台、碗柜、洗澡池外，还曾经生活过一群鸡。而且鸡们住得还是双层复式房——两层鸡舍。

　　说完了房间，来说说配套设施。内走廊的房子没有卫生间，几乎方圆1.5公里的居民上厕所都只有同一个目的地——公厕。从我家上厕所，下楼后还要走800米左右才能到公厕。似乎每个人的忍耐力都很强，不到万不得已不往哪个地方去，而每次去几乎都是一溜小跑。如果拉肚子就只能在家里的痰盂里解决，晚上上厕所也需要仰仗这一利器。于是，早晨的程曦中每家都会派出一名代表，趿着拖鞋揉着惺忪的睡眼，顶着与枕头摩擦了一夜的乱发，三两个哈欠中互问早安，相约去公厕倒满载的痰盂，三姑六婆们一路上也许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八卦一下谁谁家的“房事”。

　　到了晚上，上厕所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是怕远，而是怕鬼。公租房没有物管、也没有保安，甚至没有走廊灯，因为走廊灯是要交电费的，但平摊电费又要每家每户认可，而且在手电费时必须大家都掏钱才行。对于年纪还很小的我来说，晚上不到十万火急，我是坚决不会下楼上厕所的。而上厕所时，即便是打着电筒，黑暗还是紧紧地包围着我弱小的身体，脑袋里就马上跑出一堆在香港录像带里看到的鬼怪。大声叫着“啊”闷着头飞跑起来。为了避免这种窘相，我会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直到现在，我每次唱这首歌哄孩子时，那些录像带里的鬼怪还阴魂不散。

　　让房子成了商品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昆明，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但老百姓仍然有办法解决居住问题，其手段是换房，用直管公房进行交换。当时，在护国路沿街站着很多有房屋信息的人，这些人是二手房“中介”的鼻祖。老百姓在街上溜达一圈就能获得很多信息，也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告诉中介。通过中间人，双方达成置换意向，小房换大房就补点差价。随后，大家都带上房租本本到位于威远街的房管所更名。记得那时，我爸也老往护国路跑。但真正成为“吃螃蟹”的人是姑姑和堂姐。先是堂姐用自己在红山新村和大富春街的两套小房子换了棕树营的一套大房子，随后又和姑姑换了她在豆腐营的房子，还补了姑姑900元差价。中间经历了两轮倒手，经手的3个交易人每个都满意了。

　　80年代中后期，第一批商品房以职工从单位购买福利房的形式首次在昆明出现。但真正在市场流通的商品房是80年代末才开始上市，开发商是昆明市政府。我姐夫的一个朋友是当时有钱的生意人，他也成了第一批私房所有者。1988年，他花了3万元从政府手上购得一套豆腐营52平米的商品房。几乎在同一时间，私房在东华小区、永昌小区、新迎小区、棕树营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随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深圳视察，吹响了中国房地产开发号角。同年，房改全面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行。然而，刚刚放开的市场却遭受了非理性炒作。海南房地产市场失控，严重的地产泡沫迫使银行停止房贷。政府开始第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呆坏账。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渐复苏。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年下半年，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发展的政策。取消福利分房，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有效需求在短期内爆发。当时为赶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昆明一时间掀起结婚热潮。价格政策不再受物价局管制后，有定价权的开发商便开始乱涨价。随着按揭政策的实施，房地产投资进入平稳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全民炒房时代来临

　　房地产零售时代来临，房贷成银行热门生意，个人购房比例持续上升。商业银行发放的个人住贷总量在不断增长，贷款门槛越降越低。2001年，在各种刺激政策中，有头脑的人成了第一波“炒房团”。就跟炒股一样，炒房有专家论坛也有媒体阵地。一时间，“房事”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记得那时看“鲁豫有约”，请到了几个80后千万富翁。那时80后是多么年轻的一代呀，而千万富翁又是多么珍稀的动物呢。其中一个上海女孩令我印象深刻，原因是她居然在3年内靠倒腾房子，从5万块变成了千万。让我深切领悟到了有房、炒房是光荣的，是骄傲的，是可以上鲁豫有约的，但同时我也为我的不开窍而大感遗憾。捶胸顿足怒骂：“房价被她们这样的人炒那么高了，怎么不留点机会给我们这样的穷孩子？”事实证明，炒房之路还长着呢，至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在一路高歌猛进，尤其以2006年大涨为标志年。在这几年中，昆明旧貌换新颜，低矮破旧被高大林立取代。随后，城中村改造又为昆明带来了一座接一座的“新城”。

　　但遗憾的是，在我终于醒悟过来后，又稍有点经济基础时，房子的价格也开始坚挺了。在最低谷时没有出手，当房地产回暖时又贸然挺进，花了比2008年多近1/4的银子，在2010年匆忙之下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没有成为光荣的炒房团成员，最终却被房子无情地“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