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逆城市化”倒逼真改革

　　对于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伪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值得高度警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眼下，当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据报道，因农民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部分户籍改革试点城市中，已出现了不少“伪逆城市化”现象。一些农民工反倒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事实上，与上述中国式“伪逆城市化”现象有着明显区别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现象多半出现在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其突出表现是，投资方向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大城市人口逐渐减少、经济衰落，同时这种衰落在大城市的“内城区”显得特别明显，而其周边乡村地区的人口却比以前增加。

　　“逆城市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趋于饱和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压力的日益增大，迫使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从而使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显然，由于城市化发展趋于饱和而自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顺势成为解决“城市病”，促进小城镇规划、建设、发展与中心城市“对接”的重要推动力，以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而我国部分城市目前出现的上述“伪逆城市化”现象却另有原因。据报道，不久前，浙江义乌出现“两栖”公务员，200多名公务员竞相将户口迁回农村“当农民”。事实上，类似这种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屡见不鲜。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较早步入了城市化进程，发展到现在，城市化水平本身已经很高。在此背景下，随着新型城镇化浪潮的到来，周边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自然导致东部沿海城市农民不愿意要城市户口，甚至出现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伪逆城市化”现象。

　　除此之外，我国目前还存在第二类“伪逆城市化”现象。在空喊了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不见进展的情况下，一些城市化并未饱和、承载力并未超标的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现象目前十分普遍，由此导致进城农民因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难以真正留在城市，进城一段时间后，不得不重返农村。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和国务院的政策来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积极稳妥”的思路。2000年，我国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首次放开地级市户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也在进行探索。

　　不久前，广州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此外，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区也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尽管如此，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依旧大量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自然没有实际意义，从而也使“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真正落地。

　　针对第一类“伪逆城市化”现象，公务员想当农民，源自土地的诱惑，虽然在全国并不具普遍性，但反映的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及权力监督存有漏洞。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得依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可操作资源逐渐取消。

　　而对于第二类“伪逆城市化”现象，还须尽早加快进行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不是公安部门和户籍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户籍真正放开后，更需要社保、财税、土地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真改革，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作者系本报记者)

　　■肖正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