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消解“贵族化”弊端有赖城镇之间再平衡

　　近日，上海举行的“上海2040战略专题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说，中国城市发展出现贵族化倾向，使得大城市容纳流动人口的低成本空间越来越缺乏，人口流动、定居门槛越来越高。(7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所谓“城市的贵族化倾向”，成了又一个抓人眼球的提法。当然，此一说法还是个模糊的概念，并无精确、清晰的所指。但纵然如此，公众仍不得不承认，它所罗列的某些现象，确乎是城镇化浪潮中，必须正视和反思的截面。

　　建设标准攀升、基础设施使用寿命过短、“非正规经济”遭受太多约束——这三方面，被视作城市贵族化的主要肇因。在一些城市，基建开发求大求奢，导致投资成本高企。其直观后果是，唯有高盈利业态，以及高支付能力群体，才会成为城市的“宠儿”。可以想见，在此语境内，流动人口的处境注定持续恶化。加之，其所从事的边缘营生，时常被管理者所忌惮和打压，最后无奈选择离开也是理所当然。

　　很多超大城市，既缺乏容纳流动人口的空间，也缺乏留滞外来人才的引力。于此，很多人乐意将之冠以“贵族化”标签，指责其生活成本高昂、对平民缺乏友好……这种种责难也许有理！但必须厘清的是，所谓城镇化同样是一个城市分层的过程。对于那些超大城市而言，“创造价值”而非接纳新市民，才是首要考量。

　　责难“大城市的贵族化”，并不能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多少创见。甚至，在此一笼统表述下，公众会忽略不同城市之间，本就存在的定位差别和功能区分。事实上，新阶段的城镇化中，小城镇、小城市，才是承纳“农民变市民”的主要载体。新近通过的差别化落户政策，恰是基于此种考量……时至今日，我们必须适应，在大城市之外为“问题”寻找答案。

　　或许，大城市的贵族化倾向，其关键症结并不是“难以容纳外来人口”，而在于其赖以生存的资源倾斜和财政支持，蚕食了中小城镇发展的基石。若按照理所当然的逻辑，大城市在被“支持”多年之后，理应具备更强的自我造血功能；而中小城市，则要在资源分配初始，就被更多纳入政策视野考量——某种意义上，未来城镇化的走向，恰取决于不同级别城镇之间的再平衡。(蒋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