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别让建筑沦为权力的奴隶

　　建筑与权力原本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这是权力介入建筑所带来的积极价值，但是也出现令人失望乃至恐慌的权力审美。更准确地说，权力意志下的蛋并不都是审美，有时反而成为一种“审丑”。

　　不少城市的公共建筑都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一个入行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坦言，建筑设计行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设计师从专业角度做了很多计算和设计，设计图拿到行政领导那里，对方就说在欧洲的时候看过某个建筑，很大气，要照着那个建，“有时候甚至是人家有一条河，我们就要在建筑中凿出一条河来。”如果官员不懂装懂，且自我感觉良好，让建筑成为自己的奴隶，那些所谓的地标，只能成为标志性的丑陋建筑。

　　——《别让建筑沦为权力的奴隶》（《北京青年报》）

　　1999年35岁的贵州省兴仁县女子谢远凤，在阻止一起抢劫案时，遭到歹徒枪杀。其丈夫不断奔走，直到十多年后，县里才承认谢远凤是见义勇为。家属认为应得到58万元的抚恤金，但县里却坚持按“事发时的标准”计算，只同意补助3510元。

　　见义勇为的抚恤金也应按做出认定时的工资基准计算，而不能刻舟求剑、拿事发时的标准。一从货币的时间成本来说，当地政府当时就该给补偿却没给，所以必须计算相应的孳息。二者，这是一个政府对于英雄基本的态度，硬生生地拿着15年前、早已严重贬值的补偿标准，去打发英雄的家属，毋宁说是侮辱。

　　古人尚且知道“功疑惟重”的道理，如今对于弘扬社会正义的英雄行为，当然应该适用较宽松的奖励标准，这样才能起到惩恶扬善、引导社会正能量的作用。本案中，兴仁县长达12年不认定见义勇为；认定后又适用十多年前的补偿标准，所起到的社会效果无非是，让公众看到“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的事做不得。

　　——徐明轩：《吝赏见义勇为，让人寒心》（《新京报》）